“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圭臬,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法制主义路径之于中国并不畅通,它已然陷入困境。如今以对法律的过分依赖为特征的法制主义及其引致的弊端已呈现出世界性。中国法治的推进应当克服法制主义的弊端,跳出狭隘的国家法视阈和单纯的西方模式,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有效嵌入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法治建设的有效资源。     

优化城市治安防范体系 创新警务管理模式——大连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章从非平衡和可拓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在治安防范体系中推行信息效能特点以及警务转换桥机制,提出在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牵引下,要想使城市治安防范体系在改革与创新中获得时效,必须解决警务管理中的不相容问题。文中论述了危机意识、信息效能、学习精神和警务模式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课题。     

在江流教授90华诞60从教暨江流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

2011年6月29日尊敬的江流老师、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上午好!刚才,伯里副校长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委、代表景田校长作了一个很好的祝辞,冷溶会长代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做了一个很好的贺辞。现在,我代表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几句话。首先,我代表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向江流老     

此经济法非彼经济法

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及其他非法学专业普遍开设经济法课程,该课程的内容包括法学专业的民法、商法、经济法(有些教材还包括社会法)的内容.法学专业经济法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并存的现象,给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带来困惑和不利效果.追溯非法学经济法课程来源及成因,提出应尽快为其正名.建议近期将非法学专业开设的经济法更名为“民商经济法基础”,远期将大学一年级的法律内容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系统化,又能解决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名不副实的问题.     

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以抚顺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     

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

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即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非犯罪化,刑罚改革的方向应以非刑罚化为主,尽量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刑法谦抑性应有其边界,即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要在"严而不厉"中实现谦抑;在刑罚化与非刑罚化之间,要在适度轻缓中实现谦抑;在特殊案件中,要在具体规定与一般原则之间实现谦抑。     

略论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的路径设计

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既是社会宏观区域协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域警务协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同质化现象,推进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必须依托现有优势,找准制约因素,明晰发展路径,深入探索,回应区域经济社会呈现一体化态势催生的警务需求,建立与维护与社会稳定工作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警务机制,为我国经济发展机遇期的良好社会环境提供公共安全保障。     

员工非财务指标披露满意度研究

国内外从未有人从员工角度进行过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从员工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是对员工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进行的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研究得出结论:员工对不同类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个体和企业因素产生了员工同一类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差异。对满意度低的非财务指标的披露,企业应当改善其披露。对不同类别员工披露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的非财务指标,企业应当特别需要改善披露。     

抓住奥运机遇做好北京民族工作的宣传

2008年奥运会期间将有3万多记者到京,对体育及非体育的消息进行"地毯式"报道。他们不仅是来报道体育赛事,同时也是将中国的各个方面展现给世人。同时,还有数以十万计的游客涌入北京。基于此,应该加强对北京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这对中     

＂刑法危机＂的症结何在——就犯罪圈、刑罚量问题的些许感想

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