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养关乎国家盛衰

正《群书治要·崔寔政论》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阐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     

以法治精神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贯彻"法治"价值,就要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表明了作为执政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倡法治精神"的集体态度。精神是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一个集体有了精神引领,就有昂扬向上的     

非讼程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区别

非讼程序是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特别程序、ADR和确认之诉之间有诸多不同。厘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澄清对于非讼程序的模糊认识、提高该程序在适用操作上的准确性及对其适用的自觉性。     

《非留学篇》对当今留学教育的启示

胡适致力于通过改变中国的教育方式从而改变中国在新旧文明交替时的思想观念,这种力量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创造新文明是胡适文化思想观中的核心观念,其思想萌芽在早期留学生涯中就已体现。1914年胡适先生创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教育之弊的看法以及创造新文明思想就已经形成,在现实层面阐述了留学之弊,高呼"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其思想层面渗透留学是中国创造新文明之需,主张"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     

以“亲亲相隐”促进社会主义良法之治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法律制度;良法之治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追求。尝试探讨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良法之治的结合,以亲亲相隐来完善和促进良法之治。同时应摒弃亲亲相隐的封建色彩,让良法之治赋予其现代性。     

治大国若烹小鲜 正人心必循大道

<正>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在他博大精深的五千言中,留下了一句意蕴无穷的千古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试补一句:"正人心必循大道",合在一起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正人心必循大道。今天我们所说的人心,就是党心、军心、民心;我们所说的大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大的时期,走出了两条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道路和邓小平开创的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李洪峰谈古代廉政思想之二

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基本理念,即：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法治、勤政、节用、教化。本期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它是为了解答当时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四军,在闽西革命斗争大好形势环境中,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指导下,把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同红四军的实际相结合,总结南昌起义两年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逐渐认识并不断探索纠正克服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得出的伟大成果。     

《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

自古谓千金易得,人才难求。识别并求得自己所希冀的人才,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群书治要》一书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善感人、以礼敬人、以富安人、以公待人、以诚动人、以德教人、以道成人等七个方面。这为我们在得人方面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方法和原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有机结合的制度建构

村民自治后,如何实现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有机结合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认真把握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权限、职责没有完全厘清,有交叉重复之处,再加上现行的制度文本关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程序性法律安排,以及成文制度与制裁手段相脱节,导致乡村冲突或互动扭曲。鉴于此,在实践中必须合理划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职责和权限,制定二者结合的程序性法律,完善互动异常的惩戒性规定和相关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