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物权法》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物权法的规定并没有平息关于善意取得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善意取得制度既应适用于动产也应适用于不动产,既应适用于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也应适用于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第三人善意的时间应为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点。善意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应由否认第三人善意的人为之。在善意取得制度下应认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具有特殊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人可以取回,但所有权人应给善意第三人以补偿。     

论“善意例外”规则

“善意例外”产生于美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限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明确规定“善意例外”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其中的“合理解释”与“补正”多为程序瑕疵的弥补,存在“善意”的空间,适当借鉴“善意例外”规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实施.     

关于修订《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有关问题探讨

1983年7月,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处分党员批准权限》)。1987年3月,中央纪委对《处分党员批准权限》进行修改后,一直沿用至今。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推进,纪检机关办案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处分党员批准权限》已越来越滞后于新形势下办案工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论非法解雇期间劳动者的报酬请求权

当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解雇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提起诉讼,法院认定解雇为非法时,解雇行为无效,劳动关系应继续维持。此时,被解雇日至复职日这段期间的报酬应如何计算及处理,是诉讼实务上重要争议点。我国劳动立法虽肯定劳动者于非法解雇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但对补发工资的构成、解雇异议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相关问题,或未予解答或规定尚有缺陷。应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务的经验,为遭非法解雇的劳动者的报酬请求权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     

吴英家书

背景生于1981年的吴英是浙江省东阳市人、浙江本色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曾以浙江"亿万富姐"的头衔闻名遐迩。2007年,因涉嫌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7亿多元人民币,吴英被警方逮捕。自2007年吴英被捕之后,其父亲吴永正一直为女儿做无罪辩护。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论侦查中的非法取证及其防治

侦查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和欺骗、引诱、威胁等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究其原因,在于侦查取证主体法治观念淡薄,办案水平不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完善,侦查监督不力以及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等问题。防治非法取证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防治非法取证应从提升侦查取证主体素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进行着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