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批准逮捕环节审查的重点

[基本案情]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邢某经人介绍认识了阳光娱乐公司法人柳某,柳某提出其承建蓝天娱乐城资金短缺,让邢某帮忙筹集一些,利息可适当高一点。邢某将柳某筹集资金的情况向朋友黎某、仲某、马某(三人均有自己开办的公司)说了,让三人帮忙筹借三、五千万元,期限三几个月,除支付5分钱的月息外,还可将蓝天娱乐城工程中的部分土建工程交由三人承建,并带黎某、仲某考察了阳光娱乐公司下属的     

从一起案件看“地沟油”犯罪的认定问题

近期，我省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了被公安部列为制售“地沟油”犯罪十大典型案件之一的抚顺市郭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010年4月间，郭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经营食用油过程中，从山东省肖某、柳某等人处购进利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在对外销售时，或将“地沟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勾兑，或告诉买家自行勾兑，自2010年4月至2011年9月间，以低于市场价格将“食用油”销售给辽宁、吉林等地粮油经销商1771．71吨，金额1558万余元。     

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东方森茂”十二人获刑

2012年2月8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开宣判了"东方森茂"法定代表人冯洋等12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及吴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该两案于2011年5月立案,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由于被告人数众多,且涉及千余名被害人,仅庭审出示证据就耗时3天时间。在合议庭和相关单位的配合保障下,该案历时9个月,终于顺利审结。     

海口法院: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海口法院认真贯彻省高院和市委政法委关于学习贯彻执行"两个证据规定"的部署。一抓全员学习领会。通过组织专题学习会,外派参加专项培训,开展专题研讨,安排个案讲评等多种方式,让法官全面掌握"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理念、     

无良庸医 少女毙命一剂汤

日前，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以非法行医罪将犯罪嫌疑人邱术友批准逮捕。 只有小学文化的邱术友原本是马鞍山市的一名打工人员。90年代无事可做的邱术友用道听途说的所谓土方子开始悄悄行医。2012年初，金某某的父母正为久病的女儿到处寻医问药，这时邱术友在街头贴的一则自诩“名老中医，包治百病”的广告让金某某的父母动了心，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带着金某某找到了邱术友。     

在华“三非”外国人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在华"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犯罪具有犯罪主体地域特征明显,人员流动性大、组织团伙化,侵财类案件突出,呈现犯罪职业化倾向等特点。侦查难点在于身份查证难、讯问取证难、对犯罪嫌疑人控制难、境外取证难度大。侦查对策包括:突破"三非"限制,刻画犯罪嫌疑人身份;正视语言障碍,讯问讲究策略;多方协助、控制犯罪嫌疑人;建立侦查翻译人才库,攻克侦查语言障碍。预防对策包括:加强人口管理,打好预防打击基础;及时进行宣传和预警,扩大同类案件知晓范围;提高自身防范意识,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对在华"三非"外国人的管理。     

非法证据排除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基于两次实证调查的思考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施行。通过2013年的实际调研我们发现,公安人员在实践中对法条中规定的"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的认识和态度还存在问题,而通过2016年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上述认识上的问题依然存在。有鉴于此,在制度上,我国还应当进一步明确界定"刑讯",合理设定"威胁、引诱、欺骗"的使用限度,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对民警来说要提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     

民间借贷危机及其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发展速度的"新常态",楼市萎缩、银根收紧、煤、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市场资金流大幅减少,资金链断裂及无法承受高成本的民间借贷利息,以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市场发生严重危机。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关注和研究民间借贷,既有助于化解现今出现的严重借贷危机,也有助于深化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件鉴定有关问题探讨

近年来,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服务人员职业门槛高、正规医疗单位费用贵以及卫生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各地城乡均不同程度存在着非法行医群体,在非法行医过程中出现死亡案件也屡见不鲜。对这类案件如果处置不力,解决不当,极易导致当事人亲属上访,甚至抬尸闹访。要处置好此类案件,不论从卫生行政处罚的立场出发,还是从     

广东汕尾,又现律师“会见难”

2012年年底至今,正是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施行期。公众在期待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更对该法解决律师"会见难"寄予了厚望。然而,该法新旧交替时,在广东省汕尾市,北京刑辩律师张燕生等人遭遇"会见难"。新法前,公安拒接材料会见难按照张燕生博客上的记录,第一次"会见难"发生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