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影响与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施行以来,庭审工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给检察机关自侦办案带来的考验,努力做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不减,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质量上升。     

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私人非法取证

私人取证乃普通公民自行收集和提取案件证据,而未有官方身份者参与其中。刑事诉讼中私人非法取证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私人非法取证的学说态度来看,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不排除说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违反宪法基本权说两种观点;从台湾地区对于私人非法取证的效力对待来看,权衡理论在目前来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发展趋势;中国对于私人非法取证的态度总体上加以禁止,提出正当的私人取证应当受到合理的肯定,并交由法院来判断是否采信。     

乐业县开展清理非法使用童工行动

本刊讯（通讯员黄运行）最近,由乐业县人社局组织牵头,总工会、公安局、文教局、工商局、卫生局等多单位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城区各用人单位使用童工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组分片对餐饮、宾馆、美容美发等行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在检查中,工作人员注重宣传,发现童工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宣传劳动保障法规、政策,及时联系家长接送回家,对适龄学生,     

“情况说明”的证据越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的检讨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大量存在并直接运用于个案。这种通常由控方出具的书面说明材料,不仅在立法上没有依据,而且它本身的证据力一直备受质疑。虽然“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细化并规范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设置,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信用卡套现犯罪案件侦防策略

信用卡套现是我国新近频繁发生的一种现象,严重破坏了我国金融秩序和社会的信用制度。对信用卡套现犯罪案件的侦查,要及时搜集情报,及时发出通报,迅速控制犯罪嫌疑人,强化到特约单位的取证工作,查明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记录来入手开展。我国应完善信用卡法律制度,拓宽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融资渠道,强化发卡和收单机构管理机制,建立信用卡风险防范合作机制,以防范信用卡套现犯罪。     

冤案沉思：刑事司法进路的困与解——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样本分析

通过梳理近年来典型刑讯冤案可以明白冤错产生的症结和规律,认真反思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的出台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欲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该规定,根除刑讯,首先需要解决规则之外的痼疾,然后解决规则之中的不足与缺位,再解决规则之延伸——有区别地排除毒树之果。惟其如此,才能从制度上确立冤错案件的防纠机制,最大限度地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非法豆制品“回潮” 急需出台长效机制

代表建议豆制品是群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大众食品。前几年,为保障豆制品的质量安全,桐乡市政府把实施豆制品放心工程列为民生实事工程,出台了多项整治措施,坚决取缔非法豆制品作坊。然而,由于豆制品加工工艺简单,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广东清远征地乱象调查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非法占地近万亩的房地产运动,出现了一批说不清自己身份的“征地裸民”,在其背后则交织着政绩与民生、利益与环境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