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和美墨合作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不仅是世界上合法商业活动和贸易活动最繁忙的陆地边境,也是西半球毒品、非法移民、枪支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最猖獗的通道.如果说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突出现象,那么,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涉及传统安全范畴内的领土、领海、领空等边境安全问题,还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美墨边境安全长期以来是美墨两国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因此采取有效合作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两国都具有紧迫性.     

新形势下的非法集资特点及对策

当前的非法集资呈现出集资手段多样、新颖,侵害对象多元化,涉案数额巨大,犯罪组织严密,跨地区流动作案等特点。非法集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处理不当后果严重,寻找相应的防治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辨析及立法思考

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各犯罪构成要件上都有区别,罪数形态上亦有区分执业医师擅自脱离执业地点和不按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的行为应以非法行医论处,有证医疗机构的无证“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理等活动造成损害的应以非法行医论,无证人员无偿提供医疗服务的仍属非法行医行为,刑法立法上应当对此作出相应规定以资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定性

<正>正规私募融资是创新、完善金融体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新生力量,有益于丰富资本市场和满足多元化投资需求,支持创新创业战略并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伴随私募行业发展,不乏从业者将不属行政许可的登记备案夸大宣传增信、误导投资,或从事私募之外的违规业务,甚至借私募之名实施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么,非法集资行为和正常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该问题更存在于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认定中。如何通过刑法规制保障金融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立足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实现最优化金融调控和刑法调整范围,以衡平打击与保护,须厘清私募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个人承包经营企业期间对外转移债权的限制

企业股东们委托给个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固定金额承包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应是合法事项。个人在承包经营期内将企业的对外债权转让给自己或者利害关系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格审查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基础事实或者合法事由,以避免个人借机非法侵害企业及其他合同关联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