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大案要案不松懈

本刊讯(李超)2月11日上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在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说,今年,将坚持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别是"小官大贪"的惩处力度。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适用中的争议问题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典型的背信犯罪,对亲友的范围应扩大解释,凡有一定交往或交流、能影响职务行为的决定的人,都应当认定为亲友。为亲友非法牟利,只有当损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利益,"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被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计算具体的损失数额时,三种不同情况下的为亲友非法牟利行为中计算方法又有所不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与贪污罪比较容易混淆,在具体判断时,应特别注意交给亲友经营的是否为单位的盈利"业务",是否向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或销售商品,是为亲友牟利还是借亲友之名为自己牟利。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以江西萍乡法院为考察对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四方面的特点和诸多不足,难于实现立法的目的.本文通过调研发现,该规则存在规范性缺陷,其破解之道在于对规则进行法律和实务五个方面的完善.     

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现状及对策建议

"恤民之患,除民之害"的全面深化改革,给了百姓沉甸甸的"获得感"。但在新的形势下,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带来的危害性却不能忽视,正确处理农村非法宗教活动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大关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希腊“有组织犯罪”研究

“有组织犯罪”在希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给希腊带来严重成胁。希腊国内现有“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数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匮乏。为弥补这一缺陷，文章在对香烟黑市、赃车及其零部件市场、可卡因市场三个非法市场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而这些结论与现有官方以及媒体报道的“有组织犯罪”现状并不一致。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解析

一、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背景及本土化进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相继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亟待消除。学界认为应当尽快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问题分析

侦查措施是证据收集的重要保障,其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息息相关,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至此,为确保新形势下我国刑事侦查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则准确界定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恰当区分何为侦查策略,何为非法取证,不仅有助于侦查策略限度的把握,也为侦查策略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浅析侦查监督工作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刑诉法》实施九个月以来,侦监部门落实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结合实际,就侦监工作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探讨,对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