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利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基因技术利用行为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和安全问题,需要刑法对之加以回应。现有刑法对基因技术利用行为规制的不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的刑事立法具有滞后性,并在生物科技利用行为规制方面呈现被动性特点;二是现有罪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我国刑法已经设立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和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等罪名,但尚不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基因技术利用行为的规制需求。由于基因技术利用行为具有强烈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强伦理性,对这类行为的规制应当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展开。在现有刑法框架下,对相关行为可以通过对现有罪名,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的解释适用进行规制,但这样仅能起到事后惩罚作用,而无法实现风险的提前预防。所以最有效方式是通过立法途径对风险进行溯源预防,即在基因开发利用行为的研究阶段就采取较为严格的规制措施,必要时设立新的罪名。     

欧盟《文物进口条例》研究

2019年通过的《文物进口条例》是欧盟在1992年颁布《文物出口条例》之后,完善欧盟文物进出口法律规制的重要立法.作为欧盟首部规制文物进口行为的法规,其旨在限制或禁止从第三国非法出口的文物进入欧盟.该条例明确了文物的定义、建立了文物进口许可程序以及进口商声明程序,对于减少文物非法贸易、加强欧盟成员国在打击非法文物交易上...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特点为: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为重点,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为目标,以侦查和司法部门主动排除和被告方申请排除相结合为方法等.该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司法部门自律的体现.展望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包括:确定非法实物证据范围,排除"毒树之果",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与刑事司法其他规则协调.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反思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体系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之一.有学者认为其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样,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此种“类推”无疑忽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本质区别.如果说在以权力制约和人权保护为主要价值的刑事诉讼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国家法治化的体现的话,在民事诉讼中“移植”类似规则就属于“法律教条主义”的体现.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民事诉讼中,一般并不能限制公权力,相反地,它还可能导致实体上的非正义.因此,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民事诉讼本身在诸多方面存在矛盾之处,在现实运行中也存在种种弊端.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创新发展

俄罗斯于 1 960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典在苏联解体后虽经频繁修订 ,最终被新法典所取代。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在新法典中获得创新与发展 ,其辩论式诉讼模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被告人认罪的特别审理程序等项内容的确立 ,反映出俄罗斯在刑事诉讼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新法典中体现的多元诉讼价值理念 ,对各诉讼主体权利义务范围作出的明确规定 ,所选择的刑事证据立法模式和确立的证据规则 ,为充分保障人权所建立的广泛司法审查制度 ,借鉴美国辩诉交易而设置的速决程序等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与完善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证券市场中的非法承销证券犯罪

本文突破现有刑事立法的框架结构 ,大胆探索新型证券犯罪的立法空间 ,对证券市场非法承销刑事犯罪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弥补《证券法》与《刑法》在欺诈客户行为刑事责任问题上的漏洞。     

《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制止文物被盗和非法贩运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根据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中美两国于2009年1月14日签署了《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将对列入"指定清单"的中国文物实施进口限制。该备忘录的签署和实施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推进了中国文物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推动中国加大打击文物犯罪力度,并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展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比较系统地初步建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的科学命题,实实在在地把刑事证据的适用程序法定化、条文化。这是全面准确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它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新政”之法治思考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作为一项全新工作,并无现成路径或既定模式可循,但可能导致土地产权性质、归属及客体(地块)的调整,进而带来诸多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作为一项土地新政,其政策灵活性容易被曲解及违规滥用演变成"掠夺"农民土地权益的"村庄撤并圈地"运动。在相关立法政策调整不到位特别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法律机制欠完善的情况下,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种种掣肘因素、法律风险及政策障碍。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不能依赖行政强制,而要在法治理念下依靠法律制度完善和政策机制创新,予以积极引导、正确调整及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