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处置中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规制

非致命性武器在警务活动中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由于非致命性武器的非致命性优势使得其有被滥用的风险。我国没有非致命性武器使用的具体规定,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由民警自由裁量,为规制非致命性武器使用,应制定规范民警使用非致命性武器的行政政策,以利于公安机关合理使用非致命性武器,保护人权。     

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辨析

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最易为人们所混淆的法律概念。在诸多国内外的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文章中,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常常被混同,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适用通常被纳入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范畴,甚至将二者等同。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如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法人格尽管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一样,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亦尽管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二者毕竟有实质的不同,将二者混淆甚至等同将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本文通过相关案例对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关系进行辨析,之后归纳两者的关系。     

犯罪未遂中的意志因素辨析

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意志因素可以分为“犯罪本意”和“非犯罪本意的意志”。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则构成犯罪未遂。在犯罪本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当犯罪人的非犯罪本意的意志出现后,也可以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但这仍然构成犯罪未遂,而不是构成犯罪中止。由于“非犯罪本意的意志”也属于意志因素,所以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导致犯罪未遂的原因既有意志以外的原因也有意志以内的原因。对我国刑法23条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它应当是指“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     

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之研究

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以非货币财产首次出资何以成为问题——为《公司法》第28条辩护

《公司法》第28条要求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时应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应地要求公司设立时应提供财产权转移的证明文件,而以非货币财产首次出资时,由于公司尚未设立,对如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登记机关和法院持有不同的态度。实践中,以货币或动产类非货币财产出资之所以没有遇到困境,是因为借助于公司名称的预先核准制,以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开设银行账户和订立协议,从而完成货币和动产类非货币财产的出资。同样,以债权的物权化为基本思路,以预先核准的公司名义与出资人订立不动产出资协议,然后借助于物权法上的预告登记制度,将该不动产协议办理预告登记,保障将来成立的公司实现物权,从而解决不动产类非货币财产首次出资的难题。     

论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近因规则到新兴规则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和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其目的在于界定保险人的赔付责任范围,其背景是保险合同已对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都做了规定。因此,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涉及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尊重和控制问题,这是政策判断的核心问题。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经历了从近因规则到新兴规则的演进过程。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在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注重维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现状分析

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考虑，对未成年罪犯的惩处，应当比同等情况下的成年人罪犯更加轻缓，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监禁刑。这是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所达成的共识。     

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废除部分犯罪的死刑、强化社区矫正的规定奠定了我国调整刑罚体系结构的基调,从宽处置未成年人犯罪及老年人犯罪、增加社区矫正对象的禁足义务、有选择地加重生刑优化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但其所体现的偏爱缓刑而不重视假释的立法倾向、引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入刑法以及限制法定量刑情节减轻处罚程度的做法又使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