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兼从罪之谦抑角度思考

我国目前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但因其客观上能够满足人类共同生活的某种积极需要,而存在改进的余地.文章认为将劳动教养定性为非刑事处罚措施符合刑法谦抑的原则,具有适宜性,但是应在期限、决定程序、执行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使该制度获得目的和手段上的正当性.     

试论非言语语

交流,特别是人际交流是由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手段共同完成的。谈到语言,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语言语(口语和书面语),而忽略了对非言语语的认识。本文针对这一现象,对非言语语的概念、功能和分类作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实例阐述了非言语语在交流,特别是人际交流中的重要性,最后得出结论:要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必须同时掌握语言语和非言语语两种交际手段。     

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

民事诉讼率是一个综合的、中性的指标.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描述了我国民事诉讼率的变化轨迹,认为诉讼率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平稳性高度相关.诉讼率并非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数量、司法公信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宏观因素皆有可能影响诉讼率,并试从经济分析的角度,阐明影响当事人对诉讼态度的微观因素.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正确理解社区矫正的含义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制度,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刑罚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国普遍采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这种以监禁为主的刑罚适用模式,有强有力的法律作支撑,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后盾。而对社区矫正,相当一部分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只有把罪犯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的,把罪犯放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失控或者重新犯罪。绝大多数人还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罚后不在监狱内服刑,就意味着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社区成员对社区服刑人员抱怀疑…     

挪用非特定公物是否犯挪用公款罪

某局局长谭某1998年以单位名义购进一辆豪华轿车，却长期放在家中供家人使用达两年之久。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察，发现他家的电视机、音响、空调等高档商品全是从单位“借”来的，遂以贪污罪起诉。犯罪嫌疑人却力辩这些物品全是向单位“暂时借用”，并都向单位出具了借条，无永久占有之目的，不构成贪污罪。此案的犯罪嫌疑人能不能以挪用公款罪予以认定呢?     

论我国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刑事责任问题是刑法理论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刑法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 刑事责任理论应用于实战的前提条件。本文探讨了我国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提出刑事制裁概念。     

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三题--以《布鲁塞尔公约为主线

传票、非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是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三项制度.体现大陆法系传统的<布鲁塞尔公约>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国的实施及其相关判例,展现了各自的法律特征及发展趋势.英国法院在公约的框架之下,不断协调两大法系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冲突,求同存异,并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民事诉讼法体系.     

让罪犯尽快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可以让5种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尽快融入社会,顺利回归社会. 据了解,社区矫正刑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2000年的数据统计,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这些数据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处于社区矫正中的罪犯人数已经超过了监狱服刑人数.     

民事争议无限再审的成因与对策

以某中级法院为例，2000年1-12月、2001年1-10月。民商事纠纷再审情况分别是：收案占同期二审结案的25．52％、18．91％。同期再审结案民事维持占30％、50．98％。改判发回重审占70％、49．02％；商事维持占35．9％、59．83％．改判发回重审占64．1％、40．17％。1999年至2001年10月，该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改判发回情况分别是：民事改判率：36．45％、37．99％、38．23％：发回率：5．48％、3．30％、6．18％；商事改判率：36．86％、46．27％、39．83％：发回率：4．24％、5．22％、6．49％。以上情况表明，民商事纠纷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二审改一审的多，二审生效裁定再审的多。裁定再审后维持的多。再审改二审的多．再再审改再审相对较多。而刑事、行政案件申诉再审和基层法院再审工作处于正常水平。     

电子签名概念之辨析

电子签名是电子商务立法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有关电子签名的定义,各国立法各有区别,见仁见智,从不同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各国及地区的立法态度和制度设计,实践中关于电子签名的认识也较为混乱。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立法及学者论述的介绍,对电子签名概念作一辨析。电子签名可分为广义、中间意义和狭义上的三种定义,他们之间具有时间上的演进性,同时也反映了技术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