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S型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说明股市财富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股价下跌打压消费支出的效应高于股价上升促进消费支出的效应;股价上升时的正财富效应呈边际递减,股市下跌时的负财富效应呈边际递增,本文首次提出财富效应呈S型特征;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S型财富效应进行充分解释。     

过程考核为主的课程改革初探——以《纺织外贸函电》课程为例

传统的以期末考试卷定成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学生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的初衷,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本文以《纺织外贸函电》课程为例,以过程考核为手段,以考查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重构课程内容,将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化整合,将学生日常的函电实训、角色扮演与素质考核相结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权利思维方式论

权利思维方式不同于以义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泛政治的思维方式 ,它作为法治条件下的思维方式 ,强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源泉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 ;真实的权利始终是个体性的权利 ;个体权利优先、基本权利优先是处理权利冲突进行权利选择的基本原则。权利思维方式的展开路径是 ,权利的合理性优先于权利的合法性、权利的现实性优先于权利的理想性 ;权利的实现优先于权利的救济 ;权利的保障优先于权利设定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并重。     

论反垄断法中企业的合并救济制度

企业合并控制制度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救济对于合并控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合并救济的良好适用,可以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同时提高合并带来的经济效率。在欧关,关于企业合并救济已经有较为完善的立法及行为指南,大量的企业合并案件以合并救济方式结案。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事先申报制度、附条件批准企业合并的情形及经营者承诺制度,这为合并救济措施的采纳提供了空间,但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实施细则,现有法律法规亦未见合并救济方面的规定。因此关于企业合并救济的研究,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企业合并救济的概念、种类及具体内容进行了介绍,阐述了合并救济在欧美的实施经验,并就合并救济在我国的适用进行了分析。     

党内问责非均衡性问题的表现形式、成因剖析与治理路径

党内问责的非均衡性问题体现在问责主体缺位与越位并存、问责范围过宽与过窄并存、问责情形泛化与窄化并存、问责程序简单化与复杂化并存和问责结果畸轻与畸重并存五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系统解决党内问责的非均衡性问题,亟需以分类施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问责主体各守其位,以依法认定与精准认定问责对象实现问责范围大小适中,以问责制的目的价值回归与赤字消除实现问责情形宽窄适度,以健全简易问责和常规问责的程序条款实现问责程序简繁有序,以遵守错责相当和依规依纪原则实现问责结果轻重有度。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既当高官又拿高薪”之弊如何破

<正>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地表达了未来国企用人机制市场化、去行政化的总体思路。这个改革方案直指国企用人制度的弊端。现在绝大多数国企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人员,都是上级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而非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方式。此次改革直面问题,首先厘清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并且赋予董事会关键的用人权,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谈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辽宁省初任民警(非公安类)培训为例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培育,为非公安类初任民警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夯实了思想基础.只有结合非公安类学员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认知、认同警察核心价值观,才能使他们在实践中真正内化为行为价值取向.本文以辽宁警察学院培训部教学与管理的经验为背景,积极探讨非公安类学员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培养的路径,为民警培训工作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非强制:我国治安行政执法新取向北大核心

强制性治安行政执法时常会引发暴力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漠视民众期盼和参与,影响社会治安治理效果;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而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具有尊重民众的意思自治、弱化权力色彩、改善警民关系和调动民众参与的优势。选择非强制模式作为我国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取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是当前立法精神的普遍要求。但我国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基本是空白的,需要在程序规则、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建构较为完善可行的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规范,以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运行。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枪支分类研究北大核心

我国严格管制枪支,但对于什么是法定意义上的枪支,即"枪"与"非枪"的分类,以及"军用枪支"与"非军用枪支"的分类,"公务用枪"与"民用枪支"的分类,却在立法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实务界在认识上存在重大偏差,同一行为在追究法律责任方面差异很大。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在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探讨"枪"与"非枪"、"军用枪支"与"非军用枪支"、"公务用枪"与"民用枪支"等问题,对枪支进行较为合理的分类,可以为新形势下的执法、司法工作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