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张文博:特殊罪犯的心灵改造师

个人简介张文博,1982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党委副书记。他于2006年参加工作,获“全国监狱劳教(戎毒)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24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首次亮“家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3.5万亿

家家有"家底","家底"是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有"家底","家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行政事业单位也有"家底","家底"是谋求事业发展的依托。2019年10月23日,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首次亮"家底",交出"明白账"。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专项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为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维护金融安全,健全金融审判体系,加大金融司法保护力度,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特作如下决定:一、设立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二、北京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以下案件:(一)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二)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