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与我国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的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制度同为现代国家依法建立的民间性调解制度,可纳入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范围。二者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相近的制度、程序设计,显示出许多与西方国家调解不同的特征和理念,同时又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功能、构成和运作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利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二者都需要适应当代社会纠纷解决和治理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和程序形成衔接与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适用调解的相关问题及应对之策

当前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调解制度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受到了受到了包括受害人及犯罪嫌疑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法律、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实际适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困惑和社会压力,不能不引起重视。为此,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制定完善的调解制度势在必行。     

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量

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对规范依据的分析,发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司法文件作为依据;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由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已经突破了诉讼规则的制约,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只能归属于法院的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     

创新方式方法 促进和谐共赢

为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提升全省法院调解工作整体水平,在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省法院组织开展了全省法院优秀调解案例评选活动。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刊载部分优秀调解案例,供全省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学习借鉴。     

法院调解优先复兴之原因探析

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评。学界认为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有较大影响,可能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阻碍。然而,在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问题,加之需要维系人际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使得法院调解优先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学界与实务界在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上的激烈冲突是社会转型期法制与经济水平的不完全契合所致。我国经济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巨大以及立法超前使得法院调解优先符合现实的土壤,并成为基本的司法政策之一。囿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漫长过程,在可预计的未来,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仍将长期存在。     

试谈民事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不同时期司法调解各有特点。     

东港区法院诉调衔接彰显和谐魅力

2006年,日照市东港区法院找准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的切合点，先后与公安、卫生、民政、工会、保险以及劳动仲裁等部门协调。把诉讼调解机制与分散的社会调解进行有机的衔接。把分散的大调解格局与诉讼机制调解进行有机的融合，建立了包括解决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医疗事故、拆迁补偿、涉农纠纷、赡养救助在内的诉调“六对接”机制。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全年审结民事案件5546件。调解结案4359件．调解率达78．6％。     

滴水融坚冰 调解促和谐

象州县寺村镇上横桥村滴水村民小组（下称周家组）与上横桥村潘家组（下称潘家组）、上横桥村赖家组（下称赖家组）因采矿和生产经营活动于滴水岭（地名，又称周家村背岭）发生土地权属纠纷。纠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延续至21世纪初，经县、乡、村三级组织多方宣传教育，当事方仍互不相让，无法和解，权属问题久拖未决。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分清刑事和解与“私了”的本质，明确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设立刑事和解调解委员会并健全国家刑事损害补偿机制。     

也谈《劳动合同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刚刚过去的2007年,由于《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三部法律的出台而被媒体誉为“劳动立法保护年”。随着这一部部法律的出台,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欢呼雀跃，由此形成的社会主流看法是，《劳动合同法》是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结晶，它的颁布弥补了《劳动法》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当前社会劳动用工制度中的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必将起到极大的规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