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冲突升级的四个阶段

非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升级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发酵爆发期、民众聚集期、对峙僵持期、暴力对抗期。其中,怨恨积累、信息传播、共情唤起机制在发酵爆发阶段可以促进对立边界的激活;资源动员、群体压力、群体自我膨胀机制对于民众聚集作用显著;言行刺激、团体激进、循环反应机制在对峙僵持期明显地导致了群体情绪的失控;责任淡化、紧急规范机制又在最后促进暴力的扩散。     

对于将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后逃逸入为脱逃罪的立法建议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取保候审为切入点,重点论述将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后逃逸入为脱逃罪的必要性和其法理依据,监视居住比照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控制更加严格,即可举轻以明重,对于脱离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情况适用同样的法律。     

胃原发性淋巴瘤胃切除术后致医疗纠纷1例

1案例 1.1案情摘要患者曾某,女,47岁,某年2月18日以＂反复上腹部闷痛2个月,排黑便1周＂入某县医院外科。2月24日病理报告示：（胃体）黏膜中见弥漫性异型细胞浸润,不排除淋巴瘤可能。2月26日某市医院病理会诊报告示：符合胃体B细胞淋巴瘤。医院诊断＂胃原性恶性B细胞淋巴瘤＂,于2月26日行＂全胃切除术（改良Roux-y）＂。术后病理示：（全胃）恶性淋巴瘤（B细胞性）侵及胃壁全层。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解读与完善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与两大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及技术顾问存在着明显差异,其基本功能在于协助控辩双方质证鉴定意见,因而在庭审中专家辅助人是当事人的助手,表现为诉讼地位的非中立性。为保障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贯彻实施,应当通过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申请、决定以及救济等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和完善。     

现代汉语亲属关系称谓语在人际交往中的功能

使用称谓语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社会行为。由于亲属关系称谓沉淀着汉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已被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非亲属人际交往中。就其在非亲属人际交往中所实施的情感维系功能,身份认同功能,文化标志功能,以及礼貌功能进行分析,给人们指明一条有效社会交往的途径。     

论政府在非自愿性移民动迁中的因时制宜

因工程性建设而导致的非自愿性移民动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公民逐渐接受"契约论"和市场经济中"人人都是经济人"的情况下,非自愿性移民和政府移民动迁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非自愿性移民动迁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时制宜提出对策,是政府妥善解决移民动迁工作的必然选择。     

食品安全犯罪中鉴定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秉承新刑诉法中关于“鉴定意见”定位与适用的思路,明确规定鉴定结论不具有天然终局性,并就鉴定“难以确定”时确立处理原则.要结合刑法精神正确理解和适用最新有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中的鉴定条款:鉴定意见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是定罪量刑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难以确定”不等于“无法确定”,鉴定意见须有实质性内容,防止形式化,架空鉴定意见,突破刑法界限.     

英美刑法中权利限定性原则

英美刑法传统上不考虑被害人行为对犯罪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事责任取决于加害—被害的互动过程中责任。当被害人以自己的行为而放弃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时,那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应在此限度内相应的予以减轻,这就是英美刑法中的权利限定性原则。被害人权利的减少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目前该原则主要在被害人同意、正当防卫以及挑衅行为中适用。权利限定性原则既考查了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也考虑了被害人的行为,是对犯罪事实中的刑事责任的全面反映。因此,应当在刑法理论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使其得到广泛的适用,而不仅仅是适用于个案。     

论《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之地位

从文义而言,《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之间可有“竞合”与非“竞合”两种关系。其实应为后者。主要理由是：（1）“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明确承认这一立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室”似乎也坚持这一立场;（2）《物权法》的立法资料基本表明《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属侵权责任;（3）德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为物权请求权而为“侵权行为”所包括;（4）与“竞合关系”相比,非“竞舍关系”,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