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探析

关于产品责任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学者间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对国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相关立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成就与不足,在探讨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

在北京、厦门、哈尔滨三地部分法院的调查显示 ,离婚救济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者寥寥无几。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也存在着适用条件苛刻 ,受助者范围小 ,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金钱帮助数额偏低 ,经济帮助实际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调查中所显示的制度缺位与不周延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考虑制度性重构。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形式评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注入我国市场的外资也越来越多。跨国兼并与收购即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本文就外资并购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及在并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法律探析。     

试析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这主要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组织化程度差以及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有关。这种状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措施 ,将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引入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对转型国家多冲突的理论分析

转型国家多冲突是“民主和平论”总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指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易发生冲突。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命题有其合理性。它提出了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多层原因并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各种因素。本文认为 :转型国家多冲突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 ,转型国家体制的完善落后于国民膨胀的参政意识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的冲突 ;其二 ,大国的指手划脚和强权政治改变了转型社会的节奏导致的冲突。这两种因素是构成转型国家多冲突的根本原因。转型国家可以通过转型节奏、转型层次和转型体制的有效控制来减少内部冲突 ,不能把国家体制的转型寄托于大国 ,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     

“无约束”的分配正义——诺齐克分配理论研究

诺齐克的无约束分配正义理论,其核心是“非模式化”的分配,其表现方式是历史原则的分配,其理论旨趣是生产与所得相分离、权利与应得相结合,其深层背景是“非结构化”正义观。这种无约束的分配理论与功利主义和罗尔斯等人的模式化分配原则,及其蕴含的“结构化”正义所导致的强行正义形成显明的对比。     

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从典型案例着手,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依据,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尊重劳动应当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只重视体力劳动属于狭隘的劳动观,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大,科技人员、企业家是复杂劳动的承担者。对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坚决进行保护。     

监禁刑悖论与行刑社会化

在现代社会，监禁刑的执行存在着若干悖论：罪犯监狱化和罪犯再社会化的矛盾，监禁刑措施所产生的监禁痛苦与刑罚人道化以及刑罚矫正功能的矛盾，封闭的监禁机构与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罪犯的监狱化问题，监狱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结果是对罪犯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表现为犯罪化和机构化。由于罪犯监狱化过程实质是一种反社会化过程，所以监狱化的存在使得以监禁为刑罚手段而进行矫正罪犯、促进再社会化等目标大打折扣甚至归于失败，监狱行刑悖论的基本形式——罪犯监狱化与罪犯再社会化的矛盾由此展开。行刑社会化能够有效地缓解监禁刑所存在的上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