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思潮凝聚共识必须重视的若干问题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用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非均等化：现状、原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医疗保障的差距过大，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来看，农民得到的医疗保障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和通过多元社会力量推动医疗保障的发展，才能够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医疗保障的非均等化，实现人人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     

“破格”提拔干部信息更需公开

湖南湘潭“火箭提拔”的27岁副县长徐韬刚被提名免职，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广东揭阳27岁副县长又进入公众视野，受到舆论质疑。接连出现的“火箭提拔”事件，尤其是有关地方先回绝质疑、后纠正错误的行为，给干部选拔任用特别是“破格”任用青年干部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事件发生在个别地方，暴露出的却是干部选拔任用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信息公开。     

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学的影响与应对

司法考即是指由司法部组织的、由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当法律知识水平的人员参加的、以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为考察内容的考试。司法考试能够全面评价法学教学的效果，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桥梁，同时指导法学教育改革的开展。当然，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都存在挑战，为有效应对司法考试之挑战，法学教育应当合理定位法学教学目标、合理调整法学教学内容、创新法学教学模式。     

网络民意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

网络民意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如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扩大决策主体,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等等,但也有消极一面,如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等等。政府部门要重视网络民意,也要正确对待网络民意,提高整合网络民意的能力,做到合理利用网络民意,完善政府公共决策。     

循环中的升与降——探析古希腊的循环史观及其与进步史观的差异

循环史观是古希腊主要的历史观，它以灵魂不朽、轮回转世的观念为理论前提，往往还兼带有历史退步论和宿命论的色彩，体现在古希腊的神话、诗歌、哲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中。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和希腊城邦的周期性兴衰、古希腊宗教和神话的深刻影响、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古希腊人的社会理想和情感寄托以及他们对圆形的偏爱等等，都是循环史观能在古希腊产生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古希腊循环史观对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循环史观与同其相对立的进步史观各有优势和局限性。20世纪以来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怀疑，其实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如何能保持复古与维新、尚静与崇变、循环与进步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对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     

王树增:用文字激扬信仰

近日,著名军旅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武警总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树增应邀来济南,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解放战争启示录的精彩讲座。随后,王树增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创作的动因、艰辛以及激扬文字背后的心路。     

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概念的再定位

非财产损害是与财产损害相对应的概念,指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害。其与财产损害的区别在于侵害结果不同。精神损害作为非财产损害的一种,受自身语义的限制根本无法涵盖所有类型的非财产损害。有必要将非财产损害作为精神损害的上位概念予以关注,以达到对各种可救济的非财产损害予以保护之目的。     

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

当前中东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发端于突尼斯的政局动荡迅速席卷整个中东，并使该地区陷入全局性动荡的不安之中。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但未来不确定性大增。中东剧变不仅剧烈改写地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重要挑战。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