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突发性事件的特点及其预防和处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它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稳定因素，如某些企业中突发性事件的增加便是不稳定因素。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一方面要改变那种无节制、无约束的增长模式,中国的增长应该是资源约束下的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两个层次的资源使用效率。第一个层次是资源转变成财富的效率,第二个层次是财富转变成发展目标的效率。第一个层次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取决于投资质量和有效性的提高,第二个层次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人文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此外,中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有一个节约型的政府。而实现这些,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探秘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宜州市（原为宜山县）合寨村（原为大队）农民一个创举，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这一创举就是农村“村民自治”。这一创举启动了当代中国广大农村新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创举让西方人进一步懂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在“村民自治”三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给合寨村挥笔题词：“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当前几项人事工作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纵观《劳动合同法》全文，可以发现劳动合同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对人事工作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我认为，新的劳动合同制度将在四个方面影响当前的人事工作。     

再掀解放思想新热潮 为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解放思想开启的。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步也离不开思想解放。只有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才能带来改革的大突破、区域的大发展。当前，面对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要求、新的目标任务，昆明要在新的起点、新的平台上加快发展，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解放思想。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讨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的"和谐诉讼模式"直接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新依据.目前国内学术界不仅在行政诉讼调解相关概念的界定方面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对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身赞同与否定的声音并存.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能简单地否定,应该加强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的研究和借鉴,树立全面看问题的观点,立足于实践解决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议题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舞台上各个国家与民族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以及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全球性法律重构概念的理解需在两个基本的规定性上展开,意在阐释三个层面的内容。树立全球性视野,需要我们超越法律发展问题上的狭隘的东西方主义模式观,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型法制现代化道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能够依法充分行使公共管理权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依法调控干预,需要更加关切社会正义与平等,以此架构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有效地规制资本与市场的无节制的不公平的扩张,进而促进社会利益需求的平衡发展。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条件相契合,能够反映中国风格与民族法律精神。     

科学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良好地溶解社会矛盾和自我创新的内在机理,但要使之更加有利于发展农村和农业规模经济,提高农村经济社会整体抗风险能力,支持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严格地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还需要明晰农民集体和个体对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强化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在土地资源的利用、组织配置和收益处置上的功能,以及加强对农村土地产权变动的监管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007年5月25日,美国国防部公布2007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但是中国的未来前景仍不确定,其中包括中国扩张的军力及其如何使用军力的意图.中国已经具备与美国军力抗衡的"最大潜力",拥有能多次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破坏性军事技术".     

完美化追寻中的艰难求索——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文对“两院三部一委”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了阐评。作者阐释了《规定》颁行的背景，认为由于刑诉法规定的疏漏，司法实务运作中有背离司法改革的倾向，有权解释的不统一等等原因促成了《规定》的出台。《规定》的出台，对于细化刑诉法规定，补充法律规定的空白，调解及消除各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规定》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及其本身的欠妥之处，使之不能完全解决刑诉法实施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对诉讼价值观进行理性的定位。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立法、司法解释进行技术层面上的结构调整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