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教父还是先知？——读韦伯两篇关于政治的演讲

摆在笔者面前的是韦伯的两篇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和“以政治为业”。把这两篇演讲放在一起讨论，也许会让人觉得不安：前者是1895年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按照德国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特的说法，那时的韦伯，还处于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在这篇“不成熟”的演讲中，韦伯因为宣扬民族主义而招致了广为人知的指控，     

社会科学是否遗忘了“正当”问题——评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德国历史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遗忘了对正当问题的思考,因而对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与道德沦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列奥.斯特劳斯批判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这篇文章试图检讨这种批判的得失,并认为社会科学,就其本义而言,恰恰是通过倒置自然法学说的推理逻辑,为个人的自我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知性的支持。社会科学是作为科学,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褒贬,来承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中间桥梁的任务。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西方文明起源时期的法律人——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分析框架

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各个民族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由祭司把持。希腊在进入城邦时代以后,在当时的法律人——作为“立法家”的政治家——的推动下,法律迅速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转移到了民众手中,变成了富有弹性的制度。希腊未能发展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而罗马则在不同时期不同“法律人”的直接推动下,法律最终达到了形式理性化。罗马最初的法学家是祭司,他们将祭司法中的形式主义色彩带到了世俗法中;后来,裁判官在共和国政制下发挥着造法功能,丰富了法律内容;最后,罗马法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完全得益于职业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由此可见,西方法律在文明起源阶段就已经经历了韦伯所概括的法律发展的四个阶段,其发展过程是曲折的,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智慧,综合了多种不同法律人的连续努力,而职业法学家团体在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反思传统调解研究中的韦伯伦理“类型学”范式——以宋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为中心

传统学说囿于西方韦伯类型学的研究范式而偏颇地认为: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的准据全是儒家的宗法人伦情理。然而,在私有商品经济刺激、功利思想启蒙、血缘关系淡薄松弛的两宋变革时期,由于家庭、家族中财产争讼成员个体的证据意识、依法保护财产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法官法律素养的高涨、对田宅细故的重视,致使官方调解呈现出证据定谳事实、依法调解的革新气象。上述新的变化,无疑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法律的近世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亦是对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之伦理类型学错误认知模式的一种有力纠偏。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出发,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路径;以及秉持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研究方法,在当前法律史学界显得尤为必要。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的借鉴价值

如何使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更有成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借鉴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应当确立科学精神,坚持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把军队政治工作真正当成一门科学来潜心研究;强化工具意识,借鉴其理想类型思想方法,创新和完善军队政治工作学的研究范式;秉持客观态度,忠实于自己深入观察和客观分析。     

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关切性,它体现在韦伯中国命题的相关内容中.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但这些观点却并不足以完全否证韦伯命题.韦伯命题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依然是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     

试析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选择的契合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统治的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目前,法理型统治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建设实践已经逐步建立并不断深化和完善起来.在比较三种统治类型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很有现实意义.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