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 ,但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当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时 ,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 ,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     

从韦伯对中国古代世界观结构的形式判定看现代合理化理论(危机)中的形而上学问题

合理化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探讨世界观合理化发展的内在条件以及在世界观合理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意识结构如何转化为社会合理化的宗教社会学开始 ,就始终以西方社会形态为合理化的精选模式 ,并且始终忽略了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 ;而哈贝马斯在为了恢复在现代合理化危机中丧失的人的自我解释能力而重建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社会的集体统一性的努力中 ,甚至明确地拒绝了形而上学问题。但是 ,人的自我解释的可能性最终毕竟是建立在人的有限性本质中 ,而现代合理化危机则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有其重要的精神根源。因此 ,重新考察世界观的形而上学内涵 ,并深刻反思人同存在之间的那种具有形而上学约束力的源始关系 ,就应当是克服现代合理化危机的一个必要的基础环节。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KARL MARX AND MARX WEBER TO THE SOLUTION TO HUMAN BEINGS＇ PROBLEMS

Both ＂Marx＂ are in pursuit of rationality of human life. The difference is： Carl Marx was in search of irrationality of capitalism with the weapon of criticism, but also searched the power in reality to criticize capitalism. Marx Weber, in contrast, tried to find the rationality from the inherent spirit of capitalism. But, in contemporary world, both Marx＇s theories encountered great predicament. On the basis of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by integrating ancient Oriental wisdom and contemporary biological symbio-genesis findings, the authors propose Chinese Philosophy-＂symbiotic values＂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logy, as a try to solve the new problems.     

经典时代社会学家视阈下的宗教——以涂尔干、西美尔和韦伯为例

运用文献法梳理了经典时代三位社会学家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通过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可见,涂尔干、西美尔和韦伯关注的核心议题虽然一致,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迥然相异,他们共同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第一次范式转型.     

宗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试图从民族性格、文化取向上论证精神品格对经济层面的作用。他以独特的观察视角揭示了一种新颖的宗教观,展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乍看起来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思路截然不同,二者宗教观照亦大相径庭。但细究其质,韦伯的方法论与马克思的思想不无关联,在很多论证中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接受与批判

韦伯合理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卢卡奇在接受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从合理化到物化、从新康德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转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合理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主题,并将其源头回溯到同一性哲学,且立足黑格尔主义批判韦伯的理性概念和方法论;马尔库塞一方面承继合理化思想,另一方面激烈批判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两人的差异明显地存在于批判立场与描述立场、乌托邦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对峙;哈贝马斯揭示出韦伯社会合理性概念的狭窄性,力图借助交往理性范式突破韦伯合理化困境。     

“韦伯拐点”与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改变了国家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考路径,即"政体分类"的传统,从而转向对国家统治合法性来源及其类型的探讨。这是国家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笔者把其称为"韦伯拐点"。"韦伯拐点"的出现是由韦伯探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决定的,韦伯从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出发,认为国家是人们社会行动意义取向一致的结果。国家的实质在于统治,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国家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互相所认可的合法性统治关系中。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新的国家类型学,即法理型国家、传统型国家和克里斯玛型国家。     

村落中“不言而喻”的信任——基于韦伯、滕尼斯的理论论述

不同于现代城市中基于西方契约精神的信任类型,村落型信任主要指的是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信任类型。本文回顾了马克斯·韦伯和裴迪南·滕尼斯的相关论述,试图阐明村落型信任的概念和其存在基础,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分析了促使村落型信任形成的因素,并进一步对这种村落型信任对乡村社会的价值所在,旨在引发人们对这种村落型信任的重新思考,这对新型农村的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韦伯城市类型学再理解：兼论韦伯城市类型学对于当下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中国学界对马克斯·韦伯（M．Weber）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命题以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倾注了大量的热忱，主要聚焦在《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国内文化学者讨论中国现代化停滞不前的范本，而《儒教与道教》也是学者检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个界标。     

论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及其价值

战争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一度被忽略,到20世纪80年代,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兴起并涌现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和作品.马克思和韦伯是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源泉.其中,深受韦伯影响的学者侧重于与战争相关联的相关因素分析(具有关系主义的特点),特别是探讨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社会进程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拓展了战争研究的范围.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也证伪了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并在理论和研究思路上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