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疑中发展与进步——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不同的时代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组织行为模式,形成不同的组织理论。在新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包含了人们对前组织理论的反省与思考,使得人们洞察和分析组织的方法不断走向成熟。在评析该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际关系理论、均衡理论、系统论等组织理论的产生过程,体现了在不断质疑中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     

“盐碟”被盗案始末

不要因为你受到伤害而去报复,那样你会得到双倍的伤害2013年1月22日,维也纳博物馆馆长维尔弗里德·塞佩尔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价值约6000万欧元的金饰雕塑"盐碟"失而复得。这件雕塑是意大利16世纪著名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创作的,被誉为雕塑作品中的《蒙娜丽莎》,价值连城。"盐碟"于2003年被盗,偷盗者是职业盗贼,盗宝全程不超过50秒,此案成为二战后奥地利博物馆最大的失窃案。去年10月21日,被窃走的"盐碟"在维也纳附近一片树林里被发现。一个月后,盗宝者的尸体被警方发现,旁边有一本     

合理化与人的生存状态:韦伯的分析路径

韦伯通过改造近代哲学的理性概念,提出了合理化概念,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化逻辑,并据此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动力机制和根本特征。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所导致的人的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异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解范式,对社会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美中情局长在丑闻中沉浮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往往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制定政策，包括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或发动军事打击。而中情局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时，常常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正因为此，每当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受到国内外批评和指责时，尤其是在种种丑闻东窗事发之时，中情局往往会卷入其中，而中情局长作为中情局的首脑，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上。以6月4日辞职的中情局长特尼特为例，他在位的7年里，虽深受总统器重，但每逢政府遭遇危机，他也常常成为媒体穷追猛打的目标。最终，“情报门”、“虐俘门”等一系列丑闻令其不堪重压，不得不宣布辞职。而在他的前任中，与其如出一辙的不在少数。     

浅论韦伯的“除魅”世界

科学技术为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使世界“除魅”,另一方面,也为除魅后的世界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危机。我们不仅仅要找到适当运用科技的方法,同时也要思考现代生活的哲学和道德层面的意义。为了确保我们能在这个被“除魅”的世界保持清醒,有时候我们得要提醒自己,科学与其说是绝对的真理,不如说是达成目标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科学达成的目标必须是符合道德的。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定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西方的冲击”,一开始就面临着“他者的在场”,而且“富强”议题迅即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富强”语境中进行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即中国是否拥有现代化的主体性地位.针对此问题,我们从两个维度进行了剖析:一是从中国的外部而言,我们通过“刺激-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两种范式的比较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主体性地位;二是从中国的内部而言,我们通过对韦伯命题的批判而主张中国的现代化主体性地位.     

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

韦伯视阈中的"理性铁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也是理解韦伯整体社会理论的关键概念.在法律政治领域中,理性铁笼具体表现为科层官僚制的两面性与形式理性法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的困境.韦伯处于一个社会断裂式转型的时代,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断裂性似乎更为显著,此时重新回顾并深度发掘韦伯的理论,似乎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从合理化理论评析罗尔斯纯粹程序的正义原则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正义主要视为一种纯粹程序的正义,它一旦被实际执行,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将是正确的,因此相对于其他正义准则更具有普适性.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建构得益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纯粹程序的正义正是表征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形式合理化过程.虽然形式合理性取代实质合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的合理化是全然合理的.罗尔斯一方面追求形式合理化,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形式合理化存在的困难,为考虑到形式之外的实质因素,试图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涵盖实质正义,这种态度可以用其政治立场来解释.     

韦伯《新教伦理》对唯物史观的批判

韦伯的新教伦理批判了马恩的唯物史观。但不能就此抹杀韦伯批判的价值,因为一方面唯物史观已经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被误解为了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就此而言,韦伯并非无的放矢;另一方面,韦伯的论点与经典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甚至是对经典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说明,这种说明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