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之研究

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论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近因规则到新兴规则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和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其目的在于界定保险人的赔付责任范围,其背景是保险合同已对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都做了规定。因此,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涉及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尊重和控制问题,这是政策判断的核心问题。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经历了从近因规则到新兴规则的演进过程。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在认定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注重维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探讨非法证据的界定、瑕疵证据的补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建议。     

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评析两个“证据规定”

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具有必然性的一面，也具有偶然性的一面；其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带来很多亮点和突破，但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本文就从证据法学理论的角度，对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若干“亮点”进行法理评析，同时探讨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便揭示如何继续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     

中国法学纪事

<正>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他庄重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