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探析

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是各国广泛的做法。本文通过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引申出对未成年犯是否适用罚金刑以及当前适用罚金刑的缺陷,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与判处罚金刑中的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议。     

浅谈重点工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文章对重点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发案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遏制该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与具体措施。     

从惩罚走向预防——中国政府加入《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相关问题研究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是联合国制定的一个重要国际人权文件,是通过建立一个由独立的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存在被剥夺自由者的地点进行查访的制度来促进禁止酷刑公约的实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从惩罚酷刑行为向预防酷刑发生的重大转变。中国迄今还没有加入该任择议定书。中国政府是非常有必要加入这一任择议定书的,同时加入该任择议定书目前在中国也是具备可行性的。当然,中国政府如加入该任择议定书,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加入该任择议定书标志着中国对酷刑的遏制从惩罚开始走向预防,也是中国人权、法治、民主进步的重大机遇。     

一个刑辩律师的困惑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如果大量充斥着非法证据,而辩护律师竟然视而不见,放任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而导致错案的发生,辩护律师是失职的。刑辩之惑作为律师,我参加过多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业内有资深律师认为,要做技术型刑辩律师,不要做炒作派。这样的告诫貌似公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周边许多活跃在一线的刑辩律师,时常谈起这样的话题:刑辩律师有没有用?有些委托人告诉我,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办案人员都告诉他们:请律师没有用,案子是我们定的,律师能定案吗?客气点的会说:请律师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理论探索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立足中国内部、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的视角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发展前途等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中共制定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形成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理论研究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民族意识、浓郁的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等特征。     

无因管理制度之我见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无因管理法律制度倡扬社会互助的道德追求,本文认为应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以阻却管理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风险社会”之风险预防若干思考——“超女”王贝整形手术事件的启示

从法律层面讲．“超女”王贝在整形手术后死亡不能称为事故，只能客观表述为事件，这是因为王贝的尸体在被解削前已火化．王贝的家属对医院赔偿表示“满意”，王贝的死因无法再查明。与此同时，主刀医生是否存在手术操作失误也无法再查清．因为法律是讲证据的，而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最为关键的死因证据．所以不可能再追究相关责任人医疗事故罪的法律责任。从事实层面讲，     

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围绕科学发展，在教育预防、制度规范、监督制约、标本兼治等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实效性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     

秦代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以现代共同犯罪基础概念为框架,以条文的内在逻辑为切入点对秦代共同犯罪问题进行解析。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秦代共同犯罪的形式;其二,秦代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其三,秦代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本文主要的逻辑顺序：秦代主、从犯同刑,不从实质上区分主、从犯,一般共盗处罚等同于单独盗窃。旁线引申论述身份犯的共盗以及群盗的形式与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