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大规模踩踏事故防范中的行政执法——基于行政不作为视角

近年来国内多起恶性踩踏事故频见报端,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权益,已然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大型人为事故灾害。首先通过国内多起大型踩踏事故为例对事故本身进行防范手段探究,着重强调了事故屡禁不止的问题根源,即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理的执法过程中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违法现象。并通过相关资料分析出只有采取法治手段才能从根本上对踩踏事故进行有效防范,同时论证了应急管理法治化也是矫正行政执法不作为现象的必要途径。最后对踩踏事故法治防范体系构建进行了详细阐述,分别从五个方面提出对策:一是进行专门立法对踩踏事故进行预防;二是相关部门要将执法性质转变为预防性执法;三是推进公共安全法治教育常态化和法治化;四是完善责任监督机制;五是健全救济制度。     

曾国藩的养生观

<正>清末湘军将领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曾国藩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清苦的读书使他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开始对养生之法进行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到,他师法"曾文正公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持有型犯罪中“持有”的性质及表现形式

＂持有型＂犯罪自设立以来,关于行为与状态,作为、不作为与独立行为说的观点引来了诸多争议。状态说单纯从自然状态出发,排除了主观意思,失之片面;行为说结合了主观意思和客观状态,符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说拘泥于外在作用力,造成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混同;不作为说虚构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义务,有失法定性;独立行为说符合形式逻辑排中律和同一律的要求,亦是独立于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之外的刑法规范处理要素中的授权性规范的应有之义。因此,＂持有＂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行为＂,表现形式则应认定为＂独立行为＂。     

中国新闻界在“水晶之夜”前后对纳粹反犹报道的变化及其背景分析

发生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袭击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迫害与屠杀的开始。纳粹党在这场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中对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攻击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中国新闻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本文以中国主要媒体对“水晶之夜”及其后纳粹反犹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媒体对纳粹反犹问题的态度变化入手，分析其与中德关系的起伏以及当时中国抗战大局的内在联系。     

开会之道

文山会海这档子事，无论纵横，都能寻着点痕迹。     

为建设美好安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解读《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

文化是民族之魂、崛起之基,是发展之要、和谐之本,是沟通之桥、创新之道。省第九次党代会围绕建设美好安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为全面实现这一目标,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这一《实施纲要》与《经济强省建设实施纲要》、《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共同构成美好安徽建设的纲要体系,充分体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诉调对接的现状及困境与出路

纠纷是人类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争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纠纷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其本身的复杂性与难处理性也呈上升趋势,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寻求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法院是各种纠纷与矛盾的集中体,众多繁杂的纠纷需要在法院进行解决,然而法院目前大多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妥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显得尤为重要.调解是化纷止争的有效万法,也是目前司法最为推广的可行方案,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地将调解与审判融合,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探索“诉调对接”的新模式.本文将从诉调对接的内涵出发,论述其现状及存在的困境,并探讨其出路.     

论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违约中发生精神上损害的事件越来越冲击着我们的视线,我们翻遍所有的法律条文也没有找到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可以主张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法律依据,并且对于是否应该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可以主张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学者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分歧.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且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在违约之诉中精神损害是确实存在的,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是有法理上的必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