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继续履行的性质与适用

一、一则案例引发的问题原告为S市大众贸易公司,被告为S市红星农场。原告、被告于9月5日签订了一份棉花购销合同。合同规定:被告向原告供应甲级皮棉1000担,每担220元,共计22万元;交货时间为该年11月中旬;交货方式为原告自提;原告应向被告交付4万元定金。同年9月25日,被告法定代理人向原告的经办人打来电话,声称由于雨水过多,棉花长势不好,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数量交货。原告立即派人赴被     

地下水污染 沉默就是纵容

据媒体报道,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些残酷而冰冷的数据,让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喟,如果连作为生命之源的水都惨遭污染,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自保?当一名名村民因饮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当一个个乡村沦为"癌症村",惨烈的事实已经向我们发出最后的哀鸣与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后危机时期大力推进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思考

正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这部哲学著作中,深刻阐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系以及矛盾内部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他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而揭示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些哲学原理,是我们认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科学分析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深入思考应对之策的科学武器。     

论被害人的确认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确认标志着实体被害人向程序被害人的转化.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虽是法定的当事人之一,但却并不享有起诉权.这就导致了实务中被害人身份确认的困难和混乱,并导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证人化.构建专门的被害人确认程序,才能从立法和形式层面给予被害人与其他当事人同等的程序保护,确保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落实,并促进被害人民事权益的实现.这一程序构想涉及确认被害人的主体、时间、方式和证据条件等多方面的内容.     

“急之国”透视

《中国之声》在最近一份关于“世界上最急，最没有耐心的地球人”的调查中，中国人居然拔得头筹。一时间．关于“急之国”的讨论炒得沸沸扬扬。     

别把名校毕业“标签化”

最近,一则《北大新闻系才女回乡创业送快递,可扛百斤快件》的新闻让四川省什邡市某快递公司经理徐璐成为舆论焦点,其受人瞩目的"北大才女"身份,使其成为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创业者。不过其北大念书的经历却在此后受到质疑,委屈的徐璐其实已向媒体强调过自己读的是专升本的3年制本科。     

农村大学生“诉贫伤害”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自我评价的双重变迁角度看待传统读书人面对接济的心安理得的反应,以及当前大学生“诉贫心理伤害”问题.首先,传统读书人有家族支持,社会分化较小,主观以“劳心者”式精神贵族自居,凭嵌入德识的文化资本取得内在尊严感,这使其减免因接济所致的过分羞愧.其次,近代已还,农业社会逐渐让位于工商社会,价值观趋于理性化.农村家庭核心化,抗风险能力低于家族,农村读书人面临市场化的教育扩张、社会过度分化的边缘处境,教育功利化以至于人格教育弱化使读书人的自我尊严外在化,上述因素内外夹击造成诉贫伤害.最后,化解之道在于适度限制市场,促进职业教育,创造节俭校园消费环境及重塑精英意识等.     

广东诉前联调机制探微——基于实践样态的法理分析

诉前联调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调解格局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所形成的"法院为主、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了多元化调解格局中各调解模式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纠纷的有效解决。但该机制也呈现出"创新与能动"的过度化、"法院案多人少"的实践悖论、"法院为主,多方参与"格局的现实困惑、"司法确认机制"的形式主义趋势、"法院工作质量评价与考核体系"的制约、调解的"强制化"倾向等问题。     

刑诉书证定义之商榷

海峡两岸刑诉法学者一般均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书证（以下简称书证）是以文书（广义）记载的内容作为证据。就此而言,两岸学者对书证内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书证的证据效力、外延及书证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的阐释上,两岸学者几乎完全＂分道扬镳＂。台湾刑诉法学者另从＂证据书类＂的角度来认识书证,实际上认为书证是以＂文书记载的陈述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这一＂内容＂来证明该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证据。内地学者所理解的书证是案件事实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并且是凭其＂存在或状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理应将之归入物证之列。如果内地学者仍然将其通常所指称的书证,定义为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种定义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国家再造与大学重建——对南科大之困与中国改革的忧思

南科大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路,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迹"。比较1980年代和2010年代的深圳,比较深圳大学与南科大,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奇迹。但是,在国家再造锐气的流逝之局中,在深圳改革的徘徊彷徨与"左"顾"右"盼中,南科大的奇迹始终追赶不上深圳大学的奇迹。如果说1989年的风波注定了深圳大学腾飞之路的中断,深圳大学很难再给人们创造出奇迹的话,那么南科大也只有在国家再造和深圳复兴的状态中,才有再造奇迹的可能。当年罗徵启的奇迹与当下朱清时的奇见,将中国大学的重建,在深圳这个特定地域,隔离在了实践与期待的两个空间之中。就此可以断言,大学的现代重建与国家的现代再造,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