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作为独立的争议解决程序，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具有约束力?司法实践中有看法认为可以反悔。本文从合同法的基本制度——“合同自由”的理解运用，结合英美合同法相关规则——“合意解决”、“待履行和解”及“替代合同”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应可以通过司法裁判机关的确认得到强制执行，当事人并不能随意反悔。     

关于现行无形资产会计核算的探讨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较快的变化。而现行的无形资产会计核算在其确认范围、开发费的处理以及摊销方面存在某些问题。     

民事诉论中的自认及其法律效力：兼析《若干规定》确实自认制度的重要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自认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1款关于当事人无需举证的情形中．也仅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自认作了进一步具体化的创造性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自认制度。作为强化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和相应弱化职权主义程序模式的产物，自认具有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权利视角的回归——关于证人作证的观念转型问题

当前，我国证人出庭率低是影响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刑事证人不出庭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摆脱对策式法学的藩篱。本文主要是从研究证人作证的各种对策入手，通过反思、层层质疑的方式，透彻地剖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深层原因。同时指出对于证人作证制度，不仅应当从发现事实真实的关注转向对程序正义的追寻，而且需要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宪法的高度进行认识。为了真正解决中国的证人作证问题，笔者还着重分析证人作证与刑事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建立证人作证制度应当具备的各种基础性制度。     

论检察职能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收缩与扩张

在我国民事、行政诉讼中,保留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基于"有错慎纠、适度 监督"的指导思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抗诉的职能应当在受案程序、条件、范围等方面予以收缩。同时, 由于诉权理论、当事人适格理论、检察理论的新发展,检察机关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进行适度的职能扩张。     

试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限制过严,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保障较弱。应完善民事再审程序,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限制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范围,改革和强化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制度, 建立再审之诉。     

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三题--以《布鲁塞尔公约为主线

传票、非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是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三项制度.体现大陆法系传统的<布鲁塞尔公约>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国的实施及其相关判例,展现了各自的法律特征及发展趋势.英国法院在公约的框架之下,不断协调两大法系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冲突,求同存异,并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民事诉讼法体系.     

谈不起诉案件中错误逮捕的刑事赔偿确认问题

《国家赔偿法》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法同时还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在工作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提出赔偿请求的在国家刑事赔偿案件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审查因不起诉决定提请的国家赔偿案件中,如     

一部弥足珍贵的省情工具书--读<安徽之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1周年之际,一部洋洋大观的《安徽之最》,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书是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抽调专人,用思缜密,历时两载,精心编纂而成的。她自始至终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方兆祥担任顾问并为之作序。省委办公厅对这本书的编纂给予了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