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陶契合说驳论

辛弃疾词引用陶渊明诗较多，有人提出辛陶之间有回归、酒、重视友情三个“契合点”，并认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在辛陶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认为辛是战士与隐士的统一。本文认为辛陶之间大相径庭。辛陶的经历与思想、性格特点以及待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均返异，陶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自动地辞官归稳，归隐后心境基本上是宁静、淡泊的；而辛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迫地罢官退居，退居后始终心系复土大业，心境是愤激、痛苦的。文章具体分析了辛在“三仕三已”过程中处境、心境的变化及表现，并联系涉及陶的重要作品，论证了辛陶并不具有什么“回归”的契合点。     

“诚信”演讲比赛活动方案

活动背景在学校,少数学生考试作弊,言行不一,欺骗他人等失信现象时有发生。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诚实守信的品德是立身之本、做人之道,引导学生求真、诚信是我们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根据学习“八荣八耻”荣辱观内容,结合学生实际,学校在3～6年级开展“诚信”教育演讲比赛活动。活动目的通过活动开展,培养学生诚实待人,以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关心他人,乐于助人;进一步增强学生诚信意识,牢固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从小立志作讲诚信、讲道德的人。活动时间1.3～4年级4月4日下午14:00在五楼阶…     

论元杂剧悲剧的中和之美

元杂剧悲剧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中“中和”的审美特征。在保持悲剧冲突的严肃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以喜衬悲,寓哭于笑,情节结构形成悲喜交集、苦乐相间的格局,使审美感情保持在参差统一的中和状态中;以象征性的圆合模式,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之后,象征性地加上一条“亮色的尾巴”,减轻或抑制人们精神上的恐惧和极度哀伤,使悲剧结局带有审美感情上的中和性。达到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哀而不伤”的悲剧效果。     

法院改变罪名如何运作——兼与提出设置罪名改变通知程序的龙宗智先生讨教

对于法院能否改变罪名的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教很大.龙宗智先生认为因为立法和司法解释已将判决改变罪名的权力明确赋予法院,固而法院改变罪名就不是法院有没有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具体运作的问题,即是一个程序问,从而建言应设置一个罪名改变通知程序来进行具体运作并进一步论证了其合理和可行性.该程序具体运作由于庭审结构畸变导致法理上的不合理,条件上的不支撑,实践上的不可行,实效上的难如愿.对协商无效后作出无罪判决更为理性.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健全和完善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是基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最多的审判程序,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才能使我国简易程序从立法到司法实践活动中更加公正、科学,以适应民事审判工作的需要。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人是什么?”奥古斯丁提出“我是谁?”这是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古希腊人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把理性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奥古斯丁所问“我是谁?”使人脱离了自然秩序,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爱即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把信仰提到了首位。     

现代心理学与企业人职匹配的研究

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和种种挑战,实质上是知 识和智力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所谓“得人才 者,得天下”,准确有效地挖掘和使用人才,实现人职 匹配,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目 前在许多企业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管理体制 的束缚、落后考评方法的限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