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法律行为是私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涉外法律关系中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尤为复杂,文章通过对传统上关于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以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     

法规备案审查：维护法制统一的“利剑”

2005年12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下简称《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而早在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法制工作委员会中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专司法规备案审查工作。上述举措，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维护法制统一提供了组织上和程序上的必要保障，标志着我国在法律法规审查机制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解读城市社区直选——以杭州市下城区灯芯巷社区居委会“海选”为例

现代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而直接选举更能体现社会直接民主的本质。通过对杭州市下城区灯芯巷社区居委会“海选”情况的分析和解读,试图从政治学角度了解我国城市社区直选的意义,掌握选举的基本原则,规范选举程序,创新选举制度,从而得出一定启示,以进一步推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     

中国乡镇改革的未来走向探析

现行的“乡政”模式及其治理能力与当前农村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就全国范围来看,“乡政”的运作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实践与法律的规定和人们的期望仍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乡镇改革的未来走向以及可能的模式选择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社区建设：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为例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区”这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被再三提及：“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以上与“社区”相关的论述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即“自治”、“服务”和“党建”。如今，在浙江省，“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党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作为村民自治的一项根本制度,从中办发[1998]9号文件全面推行,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法律确认,再到中办发[2004]17号文件的进     

Grassroots Democracy——Villager Autonomy in Suburban Tangshan

AS fanners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villager autono- my represents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During the year 2005, at least 400 million farmers participated in the 300,000 villagers' com- mittee elections that were held in 18 provinces. The new wave of democracy and the positiv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are evident in remote villages around Tangshan, Hebei Province, from the smiling faces of their inhabitants.Everyone Has Their Say Democratic discussion is a cha…     

与时俱进谱写新时期“三级联创”新篇章

1998年以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委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全面开展了“三级联创”活动。经过近五年的实践，“三级联创”活动有效地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深化“三级联创”活动的内涵和形式，提高“三级联创”的水平，足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三级联创”活动的内在要求。     

试论"工伤私了协议"的法律效力

目前我国对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工伤私了协议”的法律效力尚无定论。笔者试图在分析工伤私了协议大量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从合同法的角度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案例来剖析“工伤私了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出“工伤私了协议”的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三种不同情形来确定其法律效力的结论。     

中国新《公司法》对股东民主和公司自治推进政策的评价

1993年《公司法》基於中国社会没有建立稳定、长久的商事传统和商业文明的现实，加之国家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府主导推进的模式中发展的情况，公司立法中体现了过多的强制性规范，特别是把投资组建公司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严格控制和许可利用结合起来，从而保持了官本位体制对商业社会的主导和政策影响。在经历了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挑战後，公司法律制度相对僵化的一面越来越形成为对公司健康运行的一种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