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村民自治中的关系在本质上也就是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村民大众的关系。村民自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进步空间,规范、细化基层制度安排的盲区,理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村民大众的不协调关系,创设适合本村实际的具体制度设计,既是基层民主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民主发展的客观需要。     

公司自治理念下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不仅关涉公司直接参与者(股东、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制约公司设立成本的高低和公司运营的效率。有鉴于此,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纷纷表现出鲜明的效率导向,以放松管制和强化自治为理念,公司为资本的效率化形成与运作提供了最大的灵活空间。回顾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严格到宽松、从管制到适度自治的发展历程。2014年《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革新,标志着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从传统的管制理念向现代自治理念迈出了关键步伐。但毋庸讳言的是,新《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资本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之余地,一些针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管控和限制仍然存在。因此,进一步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不合理管制,重塑公司资本的自治属性,回归公司自治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未来完善的基本路径选择。     

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法院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时,存在的问题有: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时,将某些实体问题认定为程序问题以及将属于仲裁庭裁量范围的问题,纳入司法监督范围;在认定国内商事仲裁"违法程序"是否可以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决时,极易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依据———仲裁法与当事人所选择的仲裁规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立法上,存在问题有:我国《仲裁法》中有关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过多,且未规定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权。与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相比,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未将仲裁法列为认定仲裁程序正当的依据,且未要求与仲裁规则不符的仲裁程序须达到可以影响正确裁决的程度。     

社会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社会组织对提高社区服务、改善社区环境、繁荣社区文化、促进社区稳定、引导居民自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是社会组织的落脚点,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其服务项目的有效实施,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高度重视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对人民政协的影响

人民政协主要以界别为单位构成,以党派、团体为基础,实行"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集中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和代表人物,包括了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民族、宗教和各方面的社会群体.     

民情恳谈活动是村民自治的有效保障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情恳谈"活动已成为一个相对集中明确的主题,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保障.     

公司章程效力探析

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从现行法律规定出发,就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设立的效力,公司章程的应当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公司章程的违法性认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个别化思考阐述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有序运行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有活力又要有序,活力带来社会发展,有序带来社会稳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模式正逐渐由"管"向"治"转变。为此,必须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自治与效率:仲裁员开放名册制实施路径研究——兼论仲裁员名册之完善

仲裁相较于诉讼的显著区别在于仲裁当事人可以选定仲裁员。仲裁员开放名册制扩大了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范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际先进仲裁规则接轨,有利于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仲裁法》并未规定仲裁员开放名册制,且缺乏完善的配套实施机制,导致开放名册制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制度优势,反而引发当事人共同指定仲裁员更加困难、组庭时间延长、仲裁效率下降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平衡"意思自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一方面,调整仲裁员准入资格限制,细化开放名册制实施规则;另一方面,仲裁机构应当积极作为,从专业匹配度、尽职勤勉度和地域覆盖度三个核心要素入手,科学设计仲裁员名册,并对名册内仲裁员进行动态考评,让仲裁员名册真正起到推荐作用。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