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模式下非法集资犯罪参与人与被害人之界分

集资参与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区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者间并非等同或排斥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包容关系。被害人否定(谴责)论以偏概全,与事实不符。非专业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被集资人控制,其集资参与行为属于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羊群行为”,并非真正的自我决定,因此这类集资参与人应被认定为被害人。与之相反,信息优势方、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职业投资人等参与集资的行为属于自陷风险,因此是不具有被害人属性的集资参与人。在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中,被认定为被害人的集资参与人应居于第二序位参与被害人损失退赔,自陷风险的集资参与人应劣后分配处于第三序位的其他民事债务,该劣后序位的规定既具有投资者风险教育的刑事政策导向,亦符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宏观政治目标。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限缩路径探析

民营经济的现实融资困境与民间资本增值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市场金融制度不完善的一大重要体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近年来的井喷式增长则是这对矛盾激化后的直观反映。从该现象发生的原因、刑法的干预限度以及刑罚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范围实属必要。提升民众投资理性,以类型化的行为方式实现该罪的刑法理性,具有方向上的正确性和实践操作上的可行性。     

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误区、困境与矫正

通过信息中介在网络上实现点对点借贷是P2P网络借贷的核心要素。将P2P网络借贷等同于网络非法集资,混淆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在网络投融资活动中的功能和定位,是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误读。通过对2007-2015年公开的案例研究发现,司法机关在治理网络非法集资中,面临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保护与非法集资犯罪惩治的两难选择,但这种司法治理过程同时也构成了矫正民间融资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有利契机。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应当以刑法谦抑为核心,改善治理方向、结构与路径,满足民间融资行为逐步去罪化的趋势。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灵石农商行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为使广大客户了解非法集资、保护自身利益、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提高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5月17日,山西灵石农村商业银行充分发挥机构点多面广、城乡互通的独特优势,通过利用网点固定宣传、设立咨询台进行专人讲解、走出室外流动宣传的方式,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与第一百九十二条之比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理解上有混淆之处。文章提出了区分二者的界限。     

“集资诈骗罪”死刑应早日废除

现行金融体制与制度的缺失使得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非常不妥。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本质上看,也体现了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     

没有“倒霉官员”只有渎职干部

正去年12月18日晚,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消息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士介绍,童名谦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官员,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任职时遭遇湘西凤凰大桥垮塌以及曾成杰非法集资案,到邵阳后又遭遇邵阳沉船事故。"到哪哪出事",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其2013年1月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后,不到一年时间即被中纪委调查,仍是"霉运"的延续。但这种"宿命论",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民主视点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早已明令禁止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但来宾市却建成了全广西最大的公务员小区——滨江园小区。公务员们根据官职官阶高低,分别住进独栋别墅、联排别墅和楼房。而市面上,一个指标已被炒到6万至7万元。(3月20日《法制日报》)     

集资诈骗的新特点——以4·18专案为例

目前集资诈骗犯罪大多以投资收藏黄金、保健品等为隐蔽性方式,选择老人及离退休人员为犯罪对象。这类犯罪团伙组织结构严密、稳定,分工细化,具有很强的犯罪能力。其利用媒体、大型会议等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隐蔽性和欺诈性更强。识破此类手段的关键是是否有实际的买卖行为,是否不论盈亏都有定期、定率的返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