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祖先及其社会意蕴———一个边汉社会的民族志

黔中鲍屯妇女服饰关键构件丝头系腰,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意义,其编织技艺由鲍氏１１世祖鲍大千留传下来,因此鲍大千被编织者尊称为“带子老祖”。从祖先与财产、整合与裂变、祖先与神灵三个方面研究“带子老祖”鲍大千的独特性和学术价值,可以为人类学“物”的研究提供一个跨文化比较的个案。     

昆明市103例高坠死亡案件的坠落高度以及案件性质分析

目的对103例高坠死亡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尸体损伤与坠落高度、坠落高度与水平移行距离、水平移行距离与案件性质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2001~2015年间昆明市公安局所受理的高坠案例共103例,所得数据均经spss17.0进行统计检验。结果颅骨骨折在坠落高度为11米以上时的概率较大,四肢骨折在各高度出现的概率均比较大,肋骨骨折在坠落高度为21米以上时的概率较大,尸体的坠落高度与水平移行距离存在正相关关系。坠落高度在11米以上时自杀多见,水平移行距离在1.1m以上时自杀多见。结论尸体损伤、水平移行距离可作为辅助手段估算坠落高度,水平移行距离可作为判断案件性质的参考数据。     

类型化界定涉“借”案件中的买卖合同性质——兼论法释[2015]18号第24条之所指

民间借贷与买卖合同混合的案件复杂多样,宜对案例进行类型化区分研究,立足合同解释论视角,对混合案件中买卖合同的性质作出判定.其主要可分为四种基本案型:让与担保型、以物抵债协议型、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型、买卖合同型.以物抵债协议系无名合同,目前已形成代物清偿型、代物清偿预约型、债之更新型、新债清偿型等子类型.法院在识别时应首先按照让与担保型一以物抵债协议型一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型一买卖合同型的顺序予以检索.其次采用合同解释方法审视个案,综合个案的具体情况,最终确定买卖合同性质.法释[2015]18号第24条的“担保”性买卖合同并非担保,更不是让与担保,而是指以物抵债协议型案件(不包括代物清偿型案件)中的买卖合同.     

穷困抗辩权初探

穷困抗辩权是保护赠与人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赠与人发生穷困时,如果赠与物尚未转移的,对于受赠人的请求,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但这毕竟和合同应当信守的原则相冲突。因此,法律规定行使穷困抗辩权有严格的要件,以防止滥用。本文着重探讨了穷困抗辩权的成立要件及赠与物能否返还等问题,并提出相应见解。     

高坠无障碍物致左上肢完全离断1例

1案例 某日,郭某（女）因债务纠纷从某酒店8楼坠落,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据郭某男友王某供称,郭某跳楼时王某抓住她的左手,但被滑脱,并拉断郭某左手手链。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以高空抛物为例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高空抛物侵权行为肯定说中分担责任的主张,但并非是公平原则的适用。因不符合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建筑物使用人仅是对受害人损害的补偿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应注意及完善的问题是义务主体及免责事由的确定。     

我们离“以人为本”还有多远?

时下,以人为本作为一个词语、口号,在我国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我怀疑对以人为本做到真懂、深解的人未必很多。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要明白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不能以什么为本,而且要切实做到。例如,不能以物为本,不能以头衔、名号、地位、级别为本,另外不能以权力、权势为本。什么叫以物为本?举些小例子:一些家庭中,最受宠的是狗,全家都围着它转,百般伺候和养护,这就叫以狗为本,即以物为本。     

网络安全诊断的物元模型

基于可拓集合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网络物元概念,通过网络行为关联函数建立了风险诊断模型和风险预警模型。文章指出,网络行为安全属性可以划分为安全属性、风险属性和威胁属性,并且这三种属性具有动态与演化特征。研究表明,可拓集与关联度分析是网络安全分析与控制的有效工具。     

让劳模插上腾飞的翅膀——忆工会学院十年劳模班的感人心曲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工会学院劳模班的园地里,我和同仁们历时十年(1983—1994)的耕耘,协助学院为国家培养了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优秀工人,计八届十四个班共557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经考核,除19名因故休学外,538人全部高中毕业,升入各类成人高校人数516人,先后考入交大、复旦、同济、上海大学及工会学院等等,     

政策否决的社会建构——以我国几次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失败为例

针对传统的政策否决理论无法对我国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失败的现象做出完满解释的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社会学中边界物的概念认为:作为边界物的"人肉搜索"由于其解释的灵活性,存在着技术、权利和适用三个层面的划界。如果说从依靠人的"人机互动"中衍生出针对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在其立法禁止的多方尝试中却是隐私权和"监督权-批评权"相对于另外一种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划界方式的胜利。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试图在"监督权-批评权"的指涉对象上做出社会一般失范和官员腐败的划分,结果也只是带来规制性政策的流产或是象征性通过,即便趋利避害地利用"人肉搜索"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人肉搜索"现象的出现和政策应对上的两难源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只有对其进行有效分流才能真正阻止"网络暴力"的产生。而且在信息社会等生成性的制度语境下,打开政策问题内容的黑箱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