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眼中的贪官和贪案

北京律师钱列阳迄今已经为四五十位落马官员辩护过,其中包括原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总导演赵安受贿案;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案;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私藏枪支案等。他笑称“从原科级干部到原部级干部都有,可以开一个班”。钱列阳总结的落马后的“贪官”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愤怒,     

类案判断的方法论

法官判断类案需要有用作判断的方法论:步骤化的思维路径、综合性的标准与立基于实质内容的形式化方法。类案判断的方法论融合了鉴定式案例研究方法与案例推理方法。在区分案例类型的基础上,从法律争点出发,在待决案件与案例之间反复判断,最终在两案相似的前提下,法官将类案判断的结论适用于待决案件。有机组合法律争点、法律要件、关键事实以及法律关系框架,形成综合的类案判断标准。同时,法官类比案例事实,检验对比事实与法律争点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作出判断的实质理由,明确要点事实权重,完成比例与权重的综合判断。最后,进行反向排除检验,确定实质理由是否符合相关性要求,完成类案判断。     

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的扩展及其路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69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虚假登记市场主体检察监督案”反映出,检察机关突破了只能在行政诉讼监督过程中,间接监督或“穿透监督”行政行为的规定和惯例,隐蔽地实现了在行政诉讼程序外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直接监督。当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权进行适当扩展确有必要性。同时,基于功能适当原则和宪法法律的默许,由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作出直接监督也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在发现监督线索的渠道、行政非诉讼监督的目的、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影响等方面作出相应限制。今后,应当在以下三方面构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扩展的路径：以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以检察一体化作为履职依托;以指导性案例推进职权扩展。     

警察作证之前沿攻略

警察在接处警、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及审理案件时经常会涉及是否作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公安实践中恰恰长期处于淡化、真空状态。但无数事实已经提醒我们,运用好警察作证这一手段,对有些案件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而警察自身理念的转变及业务水平的提高,则成为能否精准、规范、科学地运用警察作证的必要条件。     

提高四种能力 创建“四好”班子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是安徽省最大的工业企业。我国第一个火车车轮、第一卷高速线材、第一根热轧大H型钢、钢铁行业第一家面向全球发行的股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第一个应诉美国H型钢反倾销案并获全胜的案例，都诞生在这里。多年来，公司党委坚持把领导班子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开展“四好”班子创建活动，紧紧抓住“学习培训、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罪”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交通肇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事故发生后找人顶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种行为不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严重扰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实践中,对顶罪人及作假证的人往往以犯罪论处,但对找人顶罪的肇事者唆使他人顶罪的行为本身则极少作出司法评价。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犯罪后找人顶罪行为的法律性质?为此,本刊与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案例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除大恶：胡氏兄弟落网

北京到底有没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胡氏兄弟案,给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     

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践与完善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     

检察刑事和解制度难以落实的原因及对策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