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互联网涉毒犯罪研究

随着国际毒品形势的变化,毒品犯罪分子开始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进行毒品交易。2001年,联合国麻醉品管理局向全球发出警告:"毒品正通过互联网销售,私人聊天室正被毒品商利用,人们在互联网上正面临着毒品的威胁。"2011年10月,公安机关开展统一行动,成功侦破了我国首例利用互联网视频交友平台进行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8.31特大网络吸贩毒案",敲响了我国互联网涉毒犯罪监管的警钟。     

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比较

犯罪的产生必有其原因。犯罪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属性，其产生遂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原因。犯罪的社会原因与自然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外因，亦即犯罪的客观原因；犯罪的个人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内因，亦即犯罪的主观原因。犯罪原因论之关键的问题与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应该属于犯罪产生的首要原因。故而，犯罪原因论中进行主、客观原因地位的比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问题又十分复杂，致使犯罪学界对其长期纠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主、客观原因并列冠军说”）、“说不清说”等，各有千秋，各有得失。而“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既取各论之长、又避各论之短、还重自主创新，是一种颇有智慧的主、客观原因地位论。“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认为，产生犯罪必须主、客观原因同时具备，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没有统一模式，对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探讨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得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国内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危害结果样态差异的比较研究,结合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的论证,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增设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应当研究解决危险结果的认定、危险结果的范围、危险结果的危险构成等具体问题。     

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关于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有效治理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需要,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类型单一、处罚不协调、罪刑阶梯简单等问题,急需改进.在改进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时,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益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     

预置防范装置行为的法律性质

如何认定预置防范装置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较常见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预置防范装置行为总体上可以分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两类。正当的预置防范装置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和一般违法行为,不正当的预置防范装置行为构成犯罪。     

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该款规定并不妥当,因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可能触犯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或诈骗罪。故应予以删除。     

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