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H对仔猪睾丸支持细胞增殖和GDNF表达的调节

以原代培养的仔猪睾丸支持细胞(SC)为试验模型,研究了FSH对SC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表达及其增殖的影响。结果显示,外源性添加FSH可促进GDNF蛋白表达,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关系,GDNF蛋白水平随着FSH浓度的增加而升高,当FSH浓度为50 ng/mL时,GDNF水平达到最高,然后逐渐降低;FSH(50 ng/mL)作用30 min,可显著促进GDNF蛋白的表达(P<0.05),当FSH作用1 h时,GDNF蛋白水平达到最高,随后逐渐降低。FSH可以时间-剂量依赖性促进SC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的表达,FSH(50 ng/mL)作用30 min时,PCNA的表达显著增加(P<0.05),作用1 h达极显著水平(P<0.01),至2 h时,PCNA蛋白的表达水平达到最高,随后逐渐降低。提示,FSH可在体外条件下通过刺激SC表达GDNF进而促进其增殖。     

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本文指出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苏联特权阶层在演变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特点是 :隐秘性、专权性、保守性、欺骗性和贪婪性。为了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 ,各级党的生活必须保持高度民主的、自由讨论的和战斗的性质。要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 ,就要对它产生的根源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特别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建模式同列宁时期的党建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 ,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创建中国—东盟银行思路研究

中国—东盟银行的定位类似于一个新型的亚洲开发银行,主要参与者为中国与东盟10国,将由中国主导牵头成立,对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等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研究提出创建中国—东盟银行的总体构想,包括:中国—东盟银行的性质与宗旨、机构设置、主要职能、资金来源、主要业务、合作方式等,并对在广西南宁市创建中国—东盟银行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东南亚纵横》围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7合作框架”征稿启事

《东南亚纵横》（月刊）是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介绍和研究东南亚各国情况、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专业刊物。     

2000-2001年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现状与展望

2000年马来西亚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于电气机器与电子产品领域的国外需求旺盛、国内消费旺盛,加上原油价格高涨等原因而取得了8.3％的高增长水平,所有产业部门的产值均有正增长。但是,自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明显化了,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于2001年3月将原来的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     

2000-2001年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现状与展望

进入2000年之后,由于民间消费和出口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印度尼西亚经济继续了从1999年开始的复苏过程。就产业部门的结构看,从1999年下半年出现复苏的制造业部门的产值增长已转为正增长。但是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政治、社     

世界主要安全问题与安理会的“安全应对”

本文以联合国安理会2000—2010年通过的各项决议为基础,重点分析这一时期的世界主要安全问题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Security Response）。一般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程序可以概括为：问题识别一达成共识一冲突管理,即联合国安理会将重要事项列入（尤其是长期列入）其议程,识别出一种“存在性”的安全威胁;在凸显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尽早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推动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建立;在冲突依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组织国际社会用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等方法进行冲突管理。本文第三部分试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进行具体案例分析。     

美元霸权下的中美经济失衡

中美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与金融失衡,美元霸权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主因。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失衡体现了两国不平等的经济关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2011年美债危机充分显示了这一不平等关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将被动调整本国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的动力,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致力于纠正中美经济失衡。     

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筹建有着深刻的宏观背景。中国意在以亚投行为战略支点,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助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并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亚投行的成立不仅有利于补充完善现行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还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亚投行的运作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特别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带来的困扰。亚投行热现象折射出了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各国对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愿望与事实上的改革不可得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美国需要深刻反思。面对亚投行热及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国需要冷静思考,扎实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世界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呼应。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