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过低 ,刑罚措施单一 ,罪与刑不相适应 ,有放纵甚至“鼓励”犯罪之嫌。宜加大主刑的适用力度 ,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以严密法网 ,严厉打击贪污犯罪。     

留学美国(1872-1881)--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直接刺激下 ,清政府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于 1872至1881年间派遣学生留学美国。这是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从留学的动因来看 ,武器装备的落后是刺激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直接原因 ;从留学的目的和学习内容来看 ,其军事性质十分明显 ;从回国后的任职情况来看 ,直接在军队任职的留学生占了 2 0 %。     

从纸上谈兵到水滴石穿——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构造反思

高举人权保障大旗的刑事诉讼立法淡化了刑事诉讼构造的路径选择,但是,基于一种结构缺陷,我国新近立法所确立和完善的审判前供述排除规则很容易沦为纸面上的法而难以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一方面,因为没有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与法官和陪审团的分权,一元化的法庭可能会造成非法获取的口供从大门排除又从窗户跳进,而口供排除和宣读口供的两阶段在质证上存在着叠床架屋,更有为普遍地采纳审判前供述这一传闻证据背书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另一方面,控辩不平等导致庭审最终落入长于法律辩论而轻视事实调查的旧习,而法官也陷入到底是积极调查还是消极听审的内在职责冲突之中。因此,本文设想以案例指导跳脱立法中心主义的虚无缥缈,以配套程序摆脱实质判断标准的人言人殊。     

国家调节:经济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对经济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说国家调节是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理由在于,国家调节是经济法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它包含经济法研究对象一切矛盾萌芽的规定性,从国家调节可推演出经济法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其他范畴、命题,它是经济法历史起点的反映,符合经济法发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尚未建立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认为,从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应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之前,这一举证时限的确立与实施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举证时限可以有例外情况,但法律对此要作出明确规定,以防止当事人滥用,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亟待扩大。     

论我国有局限的推出型信息公开法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注重主动公开的推出型的信息公开立法。该型立法得益于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政务公开实践以及改善后的信息流通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条例》的主动公开程度受到有缺限的依申请公开机制、宽泛和模糊的例外规定以及最大化公开原则缺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列宁的司法权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列宁的司法权思想是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民主权理论构成列宁司法权思想的理论基点，议会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制度形成了司法权的制度基础，党的领导与司法权独立是社会主义司法权的权属与基本性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权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从性质上讲属于国家权力；基于司法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强调人民直接行使司法权；司法权应当受到严格监督，以防范司法权的滥用。列宁司法权思想不仅对前苏联司法理论和司法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而且深刻、全面地影响着我国建国初期法学理论和司法制度的构建，乃至我国当前司法体制的完善和司法改革。     

社会主义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论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立足点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反复强调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五大生长点

2005年国内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围绕创新这一主题,形成了五个重要的哲学创新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全球化与唯物史观创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意蕴的主要内容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内容或基础,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实践意蕴的内容、尤其是主要内容学界阐述、归结的并不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意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其哲学的基点;实践取向是事物本质及世界与人发生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以实践检验的方式将哲学还原为经验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