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技术上的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使我国立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该法并没有对立法技术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这便导致我国一系列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进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法律文件的质量。《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重要的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大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合理处理与相邻法的关系;适当处置立法授权;酌情控制法规援用;严格规范法律用语;准确厘定调整对象;相对周延规制主体;明确框定裁量幅度;分层设置程序规则;全面拓宽救济路径。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形式化与合法性——城市社区基层制度结构的变动及功能解释

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国家行政干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社区自治有了新的可能。但是,我国各地的民主自治基本还处于"形式化"的初级阶段,社区成员的社区自治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欠缺,这是影响和阻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因素;社区民主自治发展程度取决于城市财政支持力度、居民参与积极性和热情,以及行政执行力和社区干部的工作能力。总体来看,社区民主自治是一场由政府推动的民主化运动,因此它的合法性也就来自于政府。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9·11”后的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探索

“9.11”事件后,俄罗斯军方针对世界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对其军事安全战略实践从四大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即: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确保“现实遏制”的核战略;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进程;增加学习,提高军队作战指挥能力;加强独联体军事一体化,加强与周边大国的军事交流。但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调整成功与否最终将取决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围绕国际政治问题的外交斗争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胜败。从目前来看,实现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既有不少有利条件,也存在现实困难,俄罗斯在实现其军事安全目标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     

关于实现监管安全成本最优化的几点思考

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核心,合理配置监管资源,优化监管安全成本,调整财力投向,整合人力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回归监狱职能,是目前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疑罪的“中间”形式判决——关于恩里科·菲利“证据不足”判决方案的评论

恩里科·菲利主张,在悬疑案件应保持司法存疑,法官应以"证据不足"方式做出介于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间的"中间"判决.菲利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论在原则态度上、具体方案上、是否承认选定权利上都不一样,因为他言论上支持无罪推定;它也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我国代古历史上任何存疑方案,他的方案似乎是诉讼存疑中"最好"的方案.由于它的诱惑力及与我国刑事存疑判决现实现象的关联,须指出菲利的理性不彻底--它漠视公民一般政治权利的清白假定,把无罪推定降低到心理假定的地位,无法消除我国司法界、理论界的困惑.菲利的这种"最好"的方案,其实质是在关键处放弃无罪推定,它不是真正的中间方案,不能改变推定上的"非此即彼"抉择.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中外民事诉讼辩论原则比较研究

辩论主义原则是我国进行民事案件辩论的法律依据。辩论原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焦点问题。我国对于辩论原则的规定很模糊,本文通过把我国的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外国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一些有效的改善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论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以行政允诺的性质为视角

行政允诺是现代积极行政背景下的新兴产物,具有给付行政和柔性行政双重属性。然而,立法的缺失以及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完善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应当逐步健全法制、改善司法实践、建立有效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