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9·11”后的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探索

“9.11”事件后,俄罗斯军方针对世界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对其军事安全战略实践从四大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即: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确保“现实遏制”的核战略;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进程;增加学习,提高军队作战指挥能力;加强独联体军事一体化,加强与周边大国的军事交流。但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调整成功与否最终将取决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围绕国际政治问题的外交斗争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胜败。从目前来看,实现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既有不少有利条件,也存在现实困难,俄罗斯在实现其军事安全目标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     

关于实现监管安全成本最优化的几点思考

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核心,合理配置监管资源,优化监管安全成本,调整财力投向,整合人力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回归监狱职能,是目前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疑罪的“中间”形式判决——关于恩里科·菲利“证据不足”判决方案的评论

恩里科·菲利主张,在悬疑案件应保持司法存疑,法官应以"证据不足"方式做出介于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间的"中间"判决.菲利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论在原则态度上、具体方案上、是否承认选定权利上都不一样,因为他言论上支持无罪推定;它也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我国代古历史上任何存疑方案,他的方案似乎是诉讼存疑中"最好"的方案.由于它的诱惑力及与我国刑事存疑判决现实现象的关联,须指出菲利的理性不彻底--它漠视公民一般政治权利的清白假定,把无罪推定降低到心理假定的地位,无法消除我国司法界、理论界的困惑.菲利的这种"最好"的方案,其实质是在关键处放弃无罪推定,它不是真正的中间方案,不能改变推定上的"非此即彼"抉择.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中外民事诉讼辩论原则比较研究

辩论主义原则是我国进行民事案件辩论的法律依据。辩论原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焦点问题。我国对于辩论原则的规定很模糊,本文通过把我国的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外国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一些有效的改善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论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以行政允诺的性质为视角

行政允诺是现代积极行政背景下的新兴产物,具有给付行政和柔性行政双重属性。然而,立法的缺失以及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完善行政允诺诉讼的审查规则应当逐步健全法制、改善司法实践、建立有效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     

医疗管理损害责任与法律适用

医疗管理损害责任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中的一种具体类型,与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一道,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的类型体系。医疗管理损害责任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但与该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的用人单位责任构成竞合关系,受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法律。     

我国信托法关于讨债信托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应当删除

应当将关于讨债信托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从我国《信托法》中删除。基本理由：该法关于讨债信托无效的规定的适用将致使已成为政策工具的公司债信托与金融不良债权信托成为无效信托,故该规定在目前已成为“推动公司债券发行”与“刊离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不良债权”这两项我国现阶段的重要金融改革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法律障碍,甚至关于该规定已成为后面一项政策目标实现的法律障碍已有司法判例佐证;该法关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于其中,因为在我国并不存在从国家有效规制金钱债权代替行使行为角度看需要该规定的法律背景与社会背景,况且将该规定保留在该法中对债权人明显不利。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