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行政紧急权的模式之争——以美国为例

美国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危机的过程中,根据与宪法、法律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四种不同的行政紧急权模式。在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互动和论争中,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危机行政的经验和教训。     

涉毒违法行为若干问题探讨——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与处罚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施行后,将成为公安机关处罚涉毒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该法继承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涉毒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并在调整范围、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解决了我国法律在惩治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和适用上的部分问题;但仍存在立法上的遗漏和适用上的不足,应进一步制订实施细则加以完善。     

行政改革30年：中国政府发展之路

中国行政改革30年的历程勾勒出了中国政府的发展之路，也奠定了中国政府未来的发展走向。由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到转变职能、增强效能；由管制型、规制型到服务型；由小政府取向到大部门思路；由政府单兵突进到与政治体制联动、与社会体制互动，中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化，走出一条从被动适应型改革到主动推进型改革的政府改革路径，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发展之路。     

论“逼出来的改革”

危机孕育改革，是改革之母；改革既发端于危机，又化解着危机。“逼出来的改革”，尽管具有影响社会稳定、浪费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发展成本、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弊端，但最终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危机动力论，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原理并不相悖。今日时代背景，今日中国国情，决定领导者理应有高超的洞察力前瞻力辨析力，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激情，有自主自觉的改革创新政治品质。国民风险意识不足、领导监督机制有缺失、片面的群众路线观、不健康的行政伦理，是导致“逼出来的改革”的四种原因。     

30年“依法行政”在中央与地方立法框架下的实践——以深圳特区立法为基点

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依法行政的理论和行政法制得到了长足发展,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可以将该发展阶段分为相应的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与此同时,深圳市经济的优先发展促成了依法行政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优先发展。深圳市在做好四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其依法行政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公众行政参与的法律应对及完善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公众的行政参与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但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行政参与的落实与实现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公众行政参与的类别和法律状况观之,应继续完善公众行政参与的路径与制度保障。     

构建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封闭运行机制

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应该建立一个封闭运行的系统,在实施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各环节和各实施主体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回路关系。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决策状况日常检查机关、决策失误调查机关、责任追究的执行机关以及责任追究的落实监督反馈机关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回路,各机关或系统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负责。     

公务员应努力培养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直接影响和决定其对依法行政的态度。适应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要求．新时期的公务员应努力培养遵守宪法、法律至上、依法行政、人民本位、行政法治、人性化执法、民主平等等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在启动时期形成了政府直接管理模式。虽然迅速推进了社区文化建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社区文化本来意义与功能的实现。政府应逐步向间接管理模式转型,引入并整合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