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秦代吏治律令探论——基于《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的秦令考察

秦代以吏治严明著称,即将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陆)一书中大量的秦律令文献再一次给秦代的吏治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材料。这些新见的秦令条文,涉及到秦代惩治狱吏贪腐,限制吏员陪同人数,禁止吏员与民争利等多方面的法律规定,仔细解读这些秦令条文,既可了解秦代以法令形式严明吏治的方式和作为,又可给现代的行政制度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的法理阐释

近年来,法院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和谐社会视野下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应立足于对其法理的科学阐释.作为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双重属性的独特制度,法院调解的程序设置应体现诉讼解决纠纷与合意解决纠纷的特性.从形式与功能上看,西方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并无本质区别.除纠纷解决功能外,法院调解还具有增进对话功能;形成规则功能及联结法律与道德、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功能.     

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

基于行政处罚的负担行政属性,部分自动化是现阶段自动化行政处罚的主流形态。自动化行政方式的高效可能导致处罚密度失衡,需要建立处罚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予以平衡。在自动化行政时代,需要坚持和发展正当程序原则,以解决在程序与证据方面面临的挑战。自动化行政对于数据的依赖与行政处罚中的数据特殊限制形成了悖论,应当通过将数据纳入公物法规制与扩张个人数据权利等方式,完善数据法治。在责任方面,自动化行政处罚错误时的责任主体仍然是行政主体,归责原则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

奥巴马政府就职后逐步实施了巧实力外交政策。巧实力外交政策既是出于对布什政府饱受争议的外交政策的反思,也是基于美国国内状况和国际局势的综合考量。从目前情况看,修补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创伤、提升美国软实力、倚重多边主义,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维持美国霸权地位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巧实力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大亮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三大亮点:与其它相关法律衔接更加紧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更具理性化;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注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更具人性化。     

关于行政复议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与行政诉讼制度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之配套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也应列入议程。在修订过程中,应当以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目标定位,以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便利性、前置性、主动性为基本要求,同时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上体现司法审查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司法谦抑。具体的修改内容可包括：拓宽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完善复议审查重点,一次性回应申请人实质诉求;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暂缓执行原行政行为的决定权;扩大复议调解的范围;坚持复议机关作被告监督机制,确保修法相统一;坚持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决定的“卷宗审查主义”;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复议变更权,着眼于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     

行政给付中的行政行为

我国应建立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以及给付行政模式相适应的行政给付行为理论。这就必须改变传统理论中将行政给付定位于行政救助和行政物质帮助的不正确做法,拓展行政给付行为范畴,增强政府的授益性。为此,应将行政给付行为界分为行政给付行为、行政给付相关行为和行政给付效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