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难题——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出发点分析

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受制于公私法的划分,而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制于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不仅要加强公法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直接关联性,而且也应当培养公法制度的独立品格。具体事务是纳入公法还是私法加以调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而加以确定。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和自身的独立品质而加以确定。     

Mapping current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usterity and the ‘more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pproach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n particular, it considers three key themes: improving initial decisions;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the future of tribunal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some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justice work well, but austerity has presented acute challenges in ensuring the fair and just treatment of people through restrictions upon legal aid; the withdrawal of some appeal rights; and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nsequently, the system is moving away from a ‘legal’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justice to the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model, which focuses upo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reality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goals of the model. Rather tha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what we find is poor decision-making made by junior officials with insufficient quality controls. Digitising tribunals may have potential benefi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accessibility. Nonetheless, the prospects for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re weak.     

对抗制改革中的司法机关

在我国刑事审判的对抗制改革中,对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识、定位和塑造,是一个十分现实、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抗制改革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处于齐步改、同步变的过程中;改变最大的将是法院和法官,由职权制下的积极主动的审判者角色,转变为消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法院和法官的消极和中立不能或主要不能由法院和法官单方面自觉实现,而是在各方的互动下,客观上趋于消极,走向中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也将减弱其身份在职权制下的职权色彩,发生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变化,但是,我国的检察官不应该当事人化。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行政审批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中国行政审批的沿革,分析改革中行政审批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在 以行政法法理将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归类分析之后,指出除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行政审批行为以外,其它审 批活动也应受相应行政法规范的约束。     

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基于《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之规定而展开的分析

具有刑罚后果的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在具有相同的行政处罚和刑罚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应当从区分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决定因素与适用的两个面向,根据行为的情节、后果、条件、数量和主体等因素确定给予行政处罚抑或刑罚。在处理程序上,基于"行政→刑事"和"刑事→行政"正反两个程序模式的架构,从它们的启动要件、运作步骤和程序效力等方面,解释现行相关规定的实质内容,揭示两种法律责任的程序衔接部分的法律框架。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行政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重要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程启动并已经初步造就成为我国取得的诸多举世瞩目成就领域中最突出的一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程首在立法,并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开放发展的体系,它将随着法治工程建设的进展而自我完善。我国法治建设任务的重点就是实现行政法治,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将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成熟方面。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对行政裁决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居间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行政裁决程序属准司法程序,而现代政府机构是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架构的,行政机关行使民事争议的裁决权有混淆侵权原则之嫌,为在理论上能够自圆,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的国家都是以承认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为前提的,即让法院对行政裁决拥有司法审查权,确保最终的权力分立.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