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行政诉讼期间制度的缺陷及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期间制度在公正性、协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上存有缺陷,不利于人们的理解和执行。为更好地指导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应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期间制度,设立一个统一的期间标准,修改部分行政诉讼期间,并增设部分行政诉讼期间,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论行政接管的法律规制

行政接管是政府应对和处置金融机构和其它重要行业企业危机的行政强制措施,它的实施极易侵害被接管方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接管的规定很不完善。行政接管应定性为一种行政即时强制,我国应当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并结合有关单行立法的规定,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对行政接管进行全面的法律规制。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行政权的规制——以物权法的公布为背景

《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法定、公示公信的物权三原则,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并对行政权产生了相应的制约。平等保护原则要求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土地承包中地位平等,征收土地足额补偿,行政机关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承担与私人侵权等同的法律责任;物权法定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修改相应的法规、遵守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公示公信原则要求行政登记主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切实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工作和流转登记工作。     

行政争讼中的和解与调解

原则上,只要自愿且不违法,行政纠纷既可和解,也可调解。为预防贩卖公权侵害公益现象之发生,应当建立正式的公益诉讼制度;为防止行政主体利用其优势地位强迫相对人接受不平等条件甚至是霸王条款,原则上不应赋予行政主体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力。违背自愿原则签订的和解协议,可以通过正式的行政争讼程序予以撤销;违背自愿原则或者合法原则而制定的调解书,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     

WTO下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入世后 ,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标准靠拢 ,有利于提升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和贸易利益以及加强个人权利保障。具体宜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增加诉讼类型 ,引入课予义务之诉 ;扩大受案范围 ,行政补贴规则纳入受案范围 ;扩展原告资格 ,从“法定权利”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 ;构建宽严适度的司法审查密度 ,一是要“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举 ,二是主要进行“法律审”。     

有关海关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

海关行政裁定是指海关在货物进出口前应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申请 ,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对与实际进出口活动相关的海关事务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是一种判例式的行政执法行为。从裁定事项、表现形式、作用对象的范围以及需依申请而作出等方面看 ,海关行政裁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具有可诉性。     

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许可法》在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它体现了“诚信政府”的理念,对于提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诚信意识,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时言必信、行必果,取信于民具有重要作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信赖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而从事的活动受到法律保护,没有违法行为,不得撤销。若为公共利益出发,不得不变动行政许可,在相对人无过错时,必须给予信赖相对人财产补偿。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     

论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

行政契约的合法要件主要有契约方式使用合法、契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内容合法、契约缔结程序合法。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应当充分借鉴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及法制、私法契约撤销的理论及法制,具体分析行政契约合法要件的缺失对行政契约效力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充分权衡撤销行政契约对于行政契约利害关系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中日行政调查中强制权运用之比较研究

行政调查中最突出的一对矛盾就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的权力与公民自由权、隐私权、财产权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所以行政调查中强制力之运用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日本的行政强制体系中,因为缺少类似于中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概念来概括在行政实体决定作出之前、以程序性义务为前提而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故而有必要将行政调查的概念独立出来,而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经过理论上的厘清改造,完全可以容纳行政调查中强制权的运用。日本行政调查中的强制权运用无论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有着更加明确完善的程序保障,这些是值得我国去学习和借鉴的。     

多元价值体系下的行政指导

对行政指导进行价值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作为一种制度与秩序、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五种价值有相同意趣:行政指导以建设稳定、普遍、和谐的生活秩序为基本出发点;它使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正义的旗帜下各得其所;行政指导具有促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双向功能,在具体指导过程中,私益与公益、选择与裁量能保持相对平衡;为实现公法状态下的平等,行政指导为相对人在地位、机会和结果三个不同的层面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行政指导与现代行政的效率原则也并行不悖,多种优势造就了行政指导高效、节省、全面、持久的效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