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非法持有毒品罪

毒品犯罪多以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为前提,即持有行为是一个前后可承继性犯罪的中间环节,这就导致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分在理论上并非泾渭分明,在实践中也疑难丛出.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于其他毒品犯罪来看,其属于兜底性罪名,但这并不能意味为其他许多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出现困难提供解脱.解决这些问题,须立足于不同犯罪之构成要件的细致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解决持有假毒品、吸毒者非法持有毒品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等行为的认定问题,才能处理好非法持有毒品和窝藏毒品行为的竞合问题.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行政立法计划程序研究

科学、合理地确定行政立法计划程序,对于保障行政立法计划的有效制定,进而保障行政立法的有序进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源头性保障作用。本文在对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行政立法计划应遵循的程序。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高校与学生间的诉讼

近年来,高校与在校学生之间的诉讼纠纷日益增多,但是目前的行政法律理论和行政法律制度都已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但是都不足以解释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中的事实关系.而现有法律规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不能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这也给实践中妥善解决高校教育诉讼带来了障碍.目前虽有部分司法案件对这种制度缺陷有所突破,但是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手段为其确立明确的依据,以此完善高校管理制度,并使学生能够通过行政诉讼的手段维护自身权利.     

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看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方式等也随之创新。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及其实践,在我国已有15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社会成效,也存在诸如执法理念滞后、执法体制机制不顺、执法不规范等需要加以改进的问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整体角度对其进行系统反思。     

公益保护、行政处罚与行政公益诉讼——杭州市药监局江干分局“撮合私了”案引发的思考

药监局"撮合私了"行为的实质是放弃处罚权的不作为违法。销售假药之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同时破坏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秩序。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具有潜在危险性和主体不特定性特点,只有通过行政处罚才能修复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所以,应当原则上禁止"撮合私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只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是在违法行为社会危害不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受害人补偿、调查成本等因素的制度选择。基于行政执法程序天然的利益对抗不足之缺陷,为了纠正随意"撮合私了"之违法行为,保护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与公平竞争权,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罚款与环境损害救济——基于环境法律保障乏力的反思

环境事故频仍的现实,说明我国环境法律保障机制威慑不足。环境损害往往为民事损害所包裹,没有自己特定的救济方式,即为此等现状的一个缩影。民事侵权救济,只能在个别情况下间接起到环境损害修复之效果。行政罚款具有公益性、时效性、先定性、补偿性、专业性等属性,与环境损害救济的客观需要匹配程度比较高。环境损害救济宜采用以罚款为主导的公法路径,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公益诉讼。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应成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

修改《行政诉讼法》首先要确定行政诉讼的目的,即如何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间作出抉择。虽然三者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但无疑保护公民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和根本目的。因为《行政诉讼法》不仅应宣示保护公民权益的重要性,更关键性的是在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安排上体现和落实这一主要目的,解决目的多元带来的制度困惑和实践难题。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概念的重新定义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概念面临民事责任领域被弱化、行政责任领域被空位的局面。为重新找寻医疗事故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的正确定位,在充分认识到医疗侵权损害存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聚合、医疗侵权损害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应当彻底分界的基础上,提出医疗事故应当重新回到行政责任概念,在此观点上对医疗事故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在定义中区分了严重不负责任和重大技术缺陷的类别,强调了应受行政处罚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