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改革 --动因、理论变迁与经验启示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全球化的挑战和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失灵,在西方发达国家继而蔓延全世界,出现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当代行政改革倡导公平、民主、社区主义和合作的理念,形成了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这一切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行政改革具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和理论内涵.     

“法益性的欠缺”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犯罪是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法定犯是单纯违反禁止规范的犯罪,是对国家规定的单纯不服从,并没有实质地侵害法益,其在法益侵害性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没有法益作为判断可罚性的理论支撑和限缩作用,导致其出罪机制不畅以及司法实务中法定犯的日益口袋化。针对法定犯有别于自然犯的这一特性,基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主要为行政要素,即表达的是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保护与强调而非刑法自体恶的要素,为弥补法定犯法益性欠缺所导致的法益甄别与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作用的欠缺,宜对法定犯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行政要素进行双重限缩解释,以建立法定犯有效的出罪渠道,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正当程序:滥用程序权的判断标准

在缺乏有关程序的法律依据时,行政机关对程序拥有裁量权。行政机关对程序的裁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构成滥用职权。正当程序原则的合法地位源自《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不得滥用职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正当程序原则。上述规则的确立,经历了学说借鉴、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     

论给付行政中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约束

随着公法和私法的融合、福利国家的兴起,给付行政已成为当代行政的重要内容。给付行政的崛起,需要行政主体大量使用新型的行政私法行为。对于行政私法行为这类兼具行政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单凭公法或者私法一方的力量难以进行良好的制约,而应当综合运用公法、私法予以法律约束,努力打造行政私法行为的公私合作约束模式,即它们在实体上受公私合作理念影响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制约,在程序上遵循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相谐调的行政私法程序,在权利救济上实行由性质主导的私法、公法二元化救济。     

行政文化与行政发展管见

本文从行政文化的界定出发,认为当代行政文化研究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论域。现代行政发展需要开展行政文化研究,特别是要关注社会政治主体的实际展现。为此需要树立"以公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催动社会政治主体的成熟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发展。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     

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刍议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理解至今仍存在较大分歧。深入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涵义和适用规则,将有助于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以及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日本、印度、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国家党政体制述论

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所采用的党政体制模式特色和功能各异。评价党政体制的优劣,关键是看它能不能同时充分行使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政治功能以及政策输出、政策执行的行政功能。     

矿难引发的行政法上的思考

近两年来矿难频发,不仅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次的惨痛教训,同时也突显了一些法律的盲区。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不作为,以及事故调查背后隐藏的“官煤勾结”的渎职行为是矿难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行政法角度思考分析,应从行政监督的落实、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及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三方面进行完善。     

对完善治安调解的几点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特定治安案件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由于对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的效力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扩大了调解的范围,影响了治安调解的效力.即将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稿用名),应严格限制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明确规定治安调解选择权、治安调解效力等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