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违法行为的特征性要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行政处罚作为内生于政府规制的保障手段,在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过程中,其适用范围在理论上有限度但在实践中可能是模糊的。通过建立和推演行政处罚的博弈模型可以导出,行政违法行为应当具有不正当的可期待利益这一特征性要素。以此要素为标准,执法者可以明确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外延并就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该外延作出判断,进而实现行政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研究

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注意:《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应当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与《刑法》之间存在着交叉和衔接关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不能放弃处罚法定原则;主观状态不应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要件;公安机关在确认治安违法事实时应当遵循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各国政治体制中分权制约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然而,我国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只是间接的、附带的和有限的司法审查,并不适应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法律规范、组织体制、制度程序和人员素质等方面予以健全和发展。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论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

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对于确定行政规划的救济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规划的性质取决于"确定规划"的性质,作为行政规划的完成阶段,"确定规划"通常以规划确定裁决的形式出现。确定规划裁决所具有的权利形成效果决定了行政规划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但在我国,由于确定规划裁决的"权利形成效果"缺乏法律规定,因而行政规划尚不能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     

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与控制

行政协助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却显得相对落后。随着行政职权的有限性和专业化与管理事项日益复杂化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已成为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入手,界定了行政协助的涵义、特征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程序和责任两个方面对行政协助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对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的再认识

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 ,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借鉴德国的行政处分概念 ,可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 ,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