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乱象的治理--以《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版)为契机

司法鉴定意见是民事诉讼领域重要的科学证据。开展鉴定活动时,司法鉴定人有可能因程序性或技术性问题而向法庭出具有问题的鉴定,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重新鉴定作为问题鉴定的救济路径之一,是严重问题鉴定的高端技术性解决方案。法官与当事人不恰当使用重新鉴定手段来纠正问题鉴定,是引发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乱象的内因。而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与诉讼规则博弈所导致的管理盲区的出现,则是引发重新鉴定乱象的外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版)为重新鉴定乱象的治理带来了契机。一方面,通过"提出异议-书面答复-鉴定人出庭"的鉴定异议疏导路径,使重新鉴定回归恰当的救济地位;另一方面,基于"初次鉴定、庭审质证、重新鉴定"构建多元化的问题鉴定管理路径。这种合理的问题鉴定分流管理模式,不仅有望有效治理既往的重新鉴定乱象,而且即将打破知识壁垒、实现庭审实质化。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民事实体法的需求研究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尚在发展初期,由于民事实体法依据的缺失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影响制度运行的效果。构建逻辑自洽的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体系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最高追求,但面临社会公共利益概念难以明确的困难,直接将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的具体形态作为法律保护对象并规定相应的保护方式,对侵害行为克以相应的民事责任,是一种可行方案和务实选择。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欧盟警务合作模式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

警务合作作为维护公共安全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欧盟警务合作是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国际警务合作模式。本文通过对欧盟这一典型的国际警务合作模式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出其在国际警务合作中的一些经验启示,指出国家关系协调是国际警务合作推进的政治基础,规则运用与建构是国际警务合作的制度保障,主体对接是国际警务合作的组织支撑,执行能力建设是国际警务合作的国际化需求,情报信息网络化平台构建是国际警务合作的情报信息资源共享的现实需求等。这些实践经验能够对全球国际警务合作起到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行政规范性文件之民事司法适用

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重要裁判说理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之法理基础,在于其是我国规范等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法非正式法源,且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无可避免地需要适用于民事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分为法源与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法源意义上的民事司法适用规则,包括形式、实质、程序三个方面。     

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职权主义

普通的民事诉讼已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立法者对公益诉讼结果的正确性应有更高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需评估未来的事实,现行法对救济方式缺乏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具有持续性且需执行机构深度介入,所以,公益诉讼更应采职权主义。现行法关于公益诉讼的部分规定虽呈现出较强的职权主义,但却违反了平等原则。平等的职权主义在释明、依职权调查证据、判决内容的确定等方面都应有所体现。     

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之缺陷剖析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基本适应了当前村民自治对法律制度的要求。但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也越来越暴露出现行法规则体系建构的粗陋和缺失。理性剖析现行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的缺陷,是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完善的基础,是确保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完美契合的前提。     

《基本法》架构下的特区政制及其实践——以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为视角

一国政治体制架构中,行政的职权配置及其与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是研究具体行政职权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模式集中体现了各国政制架构的发展趋势,其十余年来的运行状况又生动反映了两大法系的具体分歧与融合。以香港特区为视角,揭示行政职权设置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可为行政职权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分析样本。     

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法制思想的特点

毛泽东法制思想诞生于社会革命、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强调维护革命秩序,注重社会改造,突出对社会群体的革命理想教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革命法律思想,既强调法制的阶级专政职能,又强调法制的民主本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体系;江泽民集邓小平法律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跨世纪的战略目标。他们的法制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