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特征可以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2008"年度20个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为研究单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和分析地方政府干部对本地政府创新项目的认知和态度,从创新动因、创新动力和阻力、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出发,得出研究结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低风险取向",创新过程中公共参与不足,地方领导的"精英作用"和基层政策空间是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的可持续性也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观察和判断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信息.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执法改革

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民主国家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应有的基本品质。针对目前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必须从转变执法观念、重塑执法职能、改革执法体制、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及完善执法矫正机制等方面进行行政执法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浅议在边检工作中推行网状化管理

在边检工作中推行网状化管理,就是建立"以边检机关为主导、其他单位共同协防"的口岸综合性防控、管治体制。充分发挥边检机关的主导性作用,调动口岸其他共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机制,把口岸各类单位优势整合起来,形成以点连线、各点互连的网状管理结构,共同维护口岸的正常秩序,更好地便利出入境管理,确保安全、高效、优质地服务于上海的经济发展。     

行政非法证据的认定及其效力研究

行政非法取证行为是对依法行政的极大破坏。必须合理确定行政非法证据的内涵,其包括两大类: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收集的非法证据,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收集的证据。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求政府改变传统行为方式,打造一个执政为民的法治政府。本文提出了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通过贯彻行政许可法、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进行了探讨。     

原告资格判定中“保护规范说”和“实际影响说”的混用与厘清——兼评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

在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重申了刘广明案“保护规范说”的原理,但并未就产品质量法规范如何成为确定原告资格的规范充分说理。裁判认为被诉处罚已确认了产品质量处罚的要件事实,起诉人由此将可能受到产品质量行政处罚这一行政法上的不利影响。这强调了被诉处罚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间事实上可能的因果关系,是“实际影响说”的体现。法院还指出了被诉机关线索移交的义务,并肯定了被诉处罚对于后一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客观上可补充因果关系的论证,但确认效力的实定法基础,以及给予预防性救济的必要性仍待证明。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在论证中混用了两种理论,反映了多次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原理的“保护规范说”的理论深度尚不足以应对疑难案件,也说明了“实际影响说”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理论界和实务界应就我国原告资格具体疑难案件进行讨论,重视两种理论在应用中各自的发展,承认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并回应来自对方角度的解释。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论香港特別行政区立法会的功能和改革方向

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结盟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国家建构的系统学说。香港并非国家,但这套学说却在香港社会关于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功能角色的讨论中拥有不小的影响力。片面强调"两制"差异,以自由主义代议制学说描摹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立法机构,终将沿着这套学说的国家建构逻辑挑战"一国"之本。本世纪初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出现内部对立、扩权,职能上轻立法、重监督的趋势和现象,与这种学说在香港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就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而言,"一国两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讲求平衡政府原则、混合政体设计的共和精神较契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一政治现实,或可成为引导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变革的方向之一。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