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关联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近年来,我国赌博犯罪势头高涨,危害性日益增大。赌博犯罪往往诱发其他各类犯罪,产生赌博关联犯罪。由于赌博犯罪与相关关联犯罪错综交织、互相推动,因此对赌博关联犯罪的认定就显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增强型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计算机犯罪呈持续增长势头,但由于缺乏证据证明,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此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这说明证据获取的关键阶段——计算机取证工作存在漏洞。计算机取证程序是计算机取证的核心,忽略或"交换"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取证工作的完整性,导致错误结论的产生。同样,不合理或不充分的计算机取证活动将会造成无罪之人蒙冤、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等恶果。我们分析了现有几种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及其所存在的缺陷,并以集中型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增强型计算机侦查取证模式,以期对以计算机取证程序的规范化有所裨益。     

手机谣言短信与行政权的介入

在手机短信给人们交流信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谣言短信便是其中之一。谣言短信侵害了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治理谣言短信,行政权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介入。当然,行政权在介入治理谣言短信时,必须把握一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治理谣言短信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La ñata contra el vidrio: urban violenc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in Argentin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crease in crime and urban violence in Argentina, especially in Buenos Aires, can be explained as an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factors: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established by neoliberalism; the incapacity of the state to resolve the social conflict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se new social relations; the failure to democratise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exclusion of a sector of society from the rights of effectiv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 increase in crime and urban violence is, thus, analysed as a problem of governability.     

浅议绑架勒索犯罪的特点、规律及打击对策

绑架勒索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相似性、犯罪行为群体性、被绑架对象确定性、发案地点和部位稳定性、犯罪目的单一性、犯罪过程预谋性及作案手段隐蔽性等特点。在前期处置中应坚持人质安全第一、指挥决策高效的原则。要求人质家属积极配合侦查工作;及时开展全面调查,尽快搜集犯罪疑点;坚持秘密侦查与快速反应的有机结合;实行诸警种协同作战,加强区域协作。     

高校行政案件中的司法谦抑与自制

对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应逐渐将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行使公共职能组织的管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打破此类组织自身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和对司法审查的排斥。而司法在高校行政案件审查时,也应当保持司法谦抑和自制,适当尊重高校自主权,减少司法干预学术的嫌疑。司法的谦抑和自制,在受案范围、受理时机、审查依据、审查强度、裁判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应当予以体现和坚持。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