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行政监察制度刍议

行政监察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关于行政监察的专门法律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监察机构和行政监察权。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立较晚 ,其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与外国行政监察制度有较大差异 ,这使比较和借鉴成为可能。通过对中外行政监察制度的比较 ,可资借鉴如下 :一、加大行政监察力度 ;二、统一行政监察权 ;三、适当扩大行政监察权     

行政奖励与市场整治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执法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使行政行为提高效率.行政奖励是非强制行政行为之一,他引导、激励行政相对方为或不为特定行为,在获得私利的同时,积极促进行政目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规范过程中行政奖励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期待行政法治化的保障.     

上海市十二五期间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对策思考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实现两高一少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上海市十二五期间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在评估对象的分类、评估内容的设计、评估指标的设置、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过程的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大胆创新,形成目标、责任、督查、考核、结果运用五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台湾“行政程序法”制定公布十年之实施经验——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台湾“行政程序法”于1999年2月3日公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台湾“行政程序法”第l条规定：“为使行政行为遵循公正、公开与民主之程序,确保依法行政之原则,以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特制定本法”。台湾“行政程序法”之内容分为“总则”、“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行政计画”、“行政指导”、“陈情”与“附则”等八章,共175条。自1999年2月3日公布至今,除于2000年12月27日及2001年6月20日两度修正公布第174条之1有关职权命令失效日期之规定,2005年12月28日配合政府资讯公开法之公布施行删除第44条、第45条之规定外,其余条文均未变动。台湾“行政程序法”实施之成效,包括强化民权保障、深化民主原则、贯彻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行政法总论之法典化等。晚近,大陆倡议制定行政程序法之呼声不断。本文拟略述台湾“行政程序法”之立法沿革、主要内容、实施成效、所遏问题,期能为大陆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提供借鉴。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行政规定变迁中的信赖利益保护研究

在转型期的中国,行政规定的变迁不可避免,其变迁的情形也可谓多种多样.行政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应基于其变迁的具体情形、行政规定的不同性质等因素加以考量.进一步,在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要件上也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变动;妥当的公告、制定过渡条款等方式可能更适宜于行政规定变迁所引发的信赖保护问题.更为重要的制度性因...     

论行政规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行政规则可称为内部规范性文件 ,①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规则具有约束下级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 ,而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服从的义务必须遵守行政规则 ,从而使得行政规则具有了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 ,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不可忽视对行政规则的审查 ;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规则应该在裁判书中适当地加以引用。     

从实施人权公约的视角看我国行政判例对人权的保护

从1987年至2006年底,20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了120余万件行政诉讼案件。与之基本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创刊于198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依据2000年6月发布的《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至2006年底,总共发表了7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裁判。这些以公报案例、法公布文书和裁判文书选登等形式发表的行政裁判,已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最初行政判例。它们是被誉为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的《行政诉讼法》正在得以有效实施的证明,不仅代表着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切实努力和中国大陆的行政审判水平与行政审判中的人权保护水平,而且展现了中国大陆正在以日益发展的司法手段,努力促进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中规定的诸项人权的实施,在某些方面甚至正在拓展出新的人权保护范围和规范。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人权保护范围,从主要限于人身权与财产权,平稳迅速地扩展到也受到人权公约保护的诸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发展人权保障事业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行政判例,正在为我国实施经社文公约(CESCR),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CPR)作出积极的贡献。     

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的组织法回应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镇街执法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安排镇街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理顺镇街执法与县(市、区)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为镇街执法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     

论营业行政许可的法律属性与合理边界

从民事主体营业自由权的应然性和正当性来分析,营业行政许可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基于无害性审查对营业申请者获得营业资格和营业能力的行政解禁行为。基于此,法律和制度关于营业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就应主要去考虑营业是否关涉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环境生态,营业行政许可事项也应严格锁定在公共利益的无害性审查范围内,舍此,就无须设定营业行政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