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手机谣言短信与行政权的介入

在手机短信给人们交流信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谣言短信便是其中之一。谣言短信侵害了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治理谣言短信,行政权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介入。当然,行政权在介入治理谣言短信时,必须把握一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治理谣言短信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侦查权的性质及配置模式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定位,在我国学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性质说。侦查权作为警察权的一部分,应该是一种行政权。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即确保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科学、合理的侦查权配置,能够确保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公民权利得以保障。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方式改革探析

严格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法治化的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改革,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实现政府职责的法定化具有实际意义,对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着重要影响。     

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问题--谈规范冲突及适用原则

规范冲突时,选择适用规范不当易造成行政侵权。因此,选择适用规范要对规范的有效性进行审查鉴别,做出正确、合法的选择,以准确适用法律。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

农民法律意识的内部架构是,法律意识淡漠与对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的青睐相伴。其成因是：简单经济关系使其亲近法律缺少利益的驱动;农村家庭的生产职能滋养了具有生产组织文化特点的儒家伦理;人治传统下法律的作用使其缺少对法律的利益感受。觉醒农民法律意识有益于：构建市场经济运动之基础和市民社会之人格——心理基础;塑造崇尚权利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运行之逻辑习惯。     

破解“城管困境”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基于对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调查研究

近些年围绕城管执法队伍产生了很多争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支队伍有很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攻击。本文在对北京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这支队伍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这导致赋予他们的职责与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匹配,再加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这支队伍的结构和管理机制进行优化,结果使城管执法工作的职责不断扩大,与这支队伍的人力资源状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相应地,必须从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两个层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借助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来化解城管困境。     

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难题——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出发点分析

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受制于公私法的划分,而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制于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不仅要加强公法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直接关联性,而且也应当培养公法制度的独立品格。具体事务是纳入公法还是私法加以调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而加以确定。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和自身的独立品质而加以确定。     

Mapping current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usterity and the ‘more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pproach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n particular, it considers three key themes: improving initial decisions;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the future of tribunal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some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justice work well, but austerity has presented acute challenges in ensuring the fair and just treatment of people through restrictions upon legal aid; the withdrawal of some appeal rights; and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nsequently, the system is moving away from a ‘legal’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justice to the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model, which focuses upo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reality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goals of the model. Rather tha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what we find is poor decision-making made by junior officials with insufficient quality controls. Digitising tribunals may have potential benefits in terms of increased accessibility. Nonetheless, the prospects for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re weak.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在环境伦理学中,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四种学说。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最低性的道德标准,可以作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审视环境犯罪,可以发现:环境犯罪是对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利益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体现为经济价值,环境犯罪正在向一种自然犯罪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