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与程序介绍

德国行政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典型代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讨论与相关司法判例,解析该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强制手段以及程序等问题,理清《联邦行政执行法》与《行政程序法》之间的衔接,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行政法学在法律技术方面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学的影响,系统深入地理解德国行政执行法律制度,将有助于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立法进程。     

行政调查活动的法律程序分析——以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为样本

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行政调查被作为两种概念在使用,一是指行政调查方式,一是指行政调查活动。行政调查应当是指以查明事实为目的的全部调查活动过程,其本身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独立法律意义,而行政调查方式是实现调查活动的手段或措施,须以法律规范明确授权为限,且可能独立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区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两种不同程序模式下行政调查的程序规制,并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与被调查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区别。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

文章对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的必要性和立法模式问题、器官捐赠合同问题、捐赠器官的法律形式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的设置与职能问题，以及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的体系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宜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并遵循鼓励捐赠遗体器官、器官自愿无偿捐赠、禁止器官交易、无伤害和非优先五项原则。     

基于行动导向的公安行政文书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公安行政文书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警务课程，是在完成公安任务的具体过程中来体现其实用价值的。公安行政文书的“警务课程”性质，决定了它的课程教学应当定位于“行动导向课程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创设一种仿真的学习环境和气氛，以学员为中心，以任务为载体，组织并指导学员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行动中，手脑并用，做学结合，身体力行地荻取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篡夺公司机会禁止制度研究

篡夺公司机会禁止是英美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理论 ,是整体性忠实义务规则的组成部分。本文对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特征、篡夺公司机会禁止除外规定以及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责任作了初步探讨 ,并就我国公司法借鉴该制度提出建议。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行政诉讼案件能否调解、如何调解,近年来在国内一直争论不休。西方法学界也存在着同样的争议。同时,西方的法院系统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西方主要国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有不同的路径,这些调解实践反映出了一些西方的经验。中国的调解制度存在于特殊的行政诉讼和法治背景之下,调解可能给行政诉讼带来特殊危险,对此应当设计相应的对策,以便做出选择。*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再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作为发展利用转基因技术及其产物的大国,不仅有义务去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而且也有必要为转基因生物安全利益负责。目前,中国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法规,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法规无法从根本上满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时俱进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对于维护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保障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我国渎职侵权犯罪立法完善若干问题探讨

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一类重要罪名,在近几年来,发案率持续上升,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省市公布的目前全国各省市检察机关所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报告来看,除了受到社会等大环境的影响,渎职侵权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渎职侵权立法存在问题,应从合理限定渎职侵权类犯罪的主体范围、调整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明确量刑情节标准、合理配置刑罚对渎职侵权类犯罪的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