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行政领导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行政领导的创新能力是指行政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推出新思想,提出新理论、新方法或新成果,制定新战略,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一种能力,其具有独创性、多元性、可开发性、战略性、超前性、导向性和政策性特征。目前我国在行政领导创新过程中存在按本本行事、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上级政策、执行上级指示跟风跑、“随大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用已有的旧经验办事等诸多问题;同时,要解决一些如角色定位、回避现实、行政领导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和行政领导业绩评价等问题。因此,要提高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必须在具体的方法与途径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激发行政领导者的创新意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广泛的知识积累,不断地优化工作的技能方法与途径。     

电子证据带给行政执法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崭新的证据种类已经在执法实践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还没有对电子证据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关电子证据的概念问题、其法律地位的界定问题、其法律价值的评价问题等应是电子证据研究的首要问题。此外,研究电子证据可以对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我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变革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三个时期。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经不断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等碎片化困境,因此我们应树立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理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集中统一治理体系。调研湖北省、山西省、江西省等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实践发现,集中统一管理具有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机关事务管理应增强保障与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组织;提高管理与运营能力,打造高效型组织;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打造责任型组织。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民法典（草案）》的土地经营权规定应实质性修改

“三权分置”是中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法典(草案)》近日公开征求意见,将于2020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其在“物权编”简单移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经营权的个别条文,解决了土地经营权定性不明的问题,但使《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逻辑紊乱、利益失衡、无法放活经营权等问题进一步固化、显化,亟待作出实质性修改。其进一步修改应以实现“放活经营权”改革目标为基本遵循,坚守“物债二分”基本理论,充分尊重中国实际,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梳理了上海"大居"现有就业机会、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居民需求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大居"在社区商业设施配套、公共交通设施、文体娱乐活动、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存在供需失衡问题,尚不能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要通过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导入,扭转"大居"弱势群体集聚的薄弱态势,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资源的注入,培育"大居"社区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居"建成多阶层、多群体共荣共享的高品质社区。